我父母带着八个大箱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来到上海火车站，听说是在三月的一个傍晚。
那时我三岁多，不记得具体的日期。但我记得，火车站候车室屋顶上的霓虹灯是红色的。
我指着它们对母亲说：“上海。”
母亲对父亲说：“这孩子认得字了。”
我父亲赞许地冲我笑了笑。
那天，父母带着我们和我们家的箱子来到五原路的院落里，那里有我们的家。我的小床是绿色的，床架子上有四只铜铃。
我们家三个孩子都认为自己是北方孩子，在灿烂的蓝天下生活，穿蓝色棉猴御寒，我们与这个终年多云的港口城市全无干系。可是日子也就这样在犹疑的认同中过去了。慢慢地，我们各自在上海成了家，从家里搬出去，而我们的父母始终住在原处，只是房子渐渐老去。原来漆了绿漆的木窗木门，如今大多数人家都换成了塑钢的。
别人偶尔问起我的家乡在哪里，我总是说，我生活在大都市里，我家门口从未有小河流过，也没有一棵歪脖子老槐树，因此，我是有家无乡。
在春天，玉兰花映着满树的花影，茶花落了满地红英，粉色的吉野樱安静精致，却在微风里千朵万朵飘落下来，奔赴凋零。一路看着街上的花，想到的是将我一手带大，又照顾我孩子长大的姑妈中风了，去世了。如今，我无论到了哪里，也找不到那个穿天蓝色大襟衣服的九十六岁的白发苍苍的矮小老太太。
她中风的那天，我去医院时，看到的是满树桃花和玉兰。她出院那天，八重樱沉甸甸地荡漾在枝丫上。她再入院的那天，玉兰树的花都落尽了，满树新绿。她病危的那天深夜，街上飘荡着淡蓝色的夜雾，还有含笑花清爽的香味。在我更小的时候，上海满城萧索，年年春天都没有花。但是生活并未亏欠我，我得到的最大补偿就是，我从小都跟姑妈睡在一张大床上，直到长大出嫁。
一年以后，春天到来以前，父亲以九十二岁的高龄去世。我从不怀疑自己是父亲最疼爱的孩子，在父亲的葬礼上，我心里只有一个词：唇亡齿寒。
我开始频繁地回家探望母亲。上海的冬天总是下雨，天气阴冷，这个冬天，我身体里也一直是黯淡的、浮肿的。直到有一天，春天突然到来，好像一只肮脏的玻璃瓶突然被摔碎了一样，到处都是闪闪发光的碎玻璃。
我在回家的路上。
在我家门口，有一棵高大的雪松遮住了蓝天。它站在墙角的花坛里，那个早已失修又萧条的花坛，冬青树丛里世世代代都住着野猫。
春天那湿润的，一团和气的微风经过松树的枝丫扑在我脸上。它让我突然想到自己的少年时代，在春天的傍晚，沿着华亭路走到东湖路，去我最要好的朋友家聊天，或者一起拉手风琴。中学时代，我学手风琴，她也学手风琴。我还记得那种宁静的、凉爽的、沉甸甸的春风如何掀起耳朵两边的细碎头发，它们从不会长长，只软软地倒伏在面颊旁。如今，我和少年时代的手风琴伙伴，已经做了半生的知己，我们的孩子也都成人了。
路过雪松墨绿色枝丫的那几分钟里，我路过了自己的整个青少年时代。
在这座我小时候常感陌生的城市，现在处处能找到丢失了的过去。往事是那么具体却又虚幻，它们在时间的深处，不可触摸却又毫不褪色，缱绻缠绕。我从未想过此地就是自己的家乡，即使没有小河与老槐树，那都市中的几条街道，几棵老树，几个春夜，也是家乡。
第一次从德国回来，我特地带了满满一箱子东西，里面有调料、巧克力，甚至一个蛋糕。箱子太重，出租车司机拒绝帮我搬箱子。
我站在楼下，一遍遍高喊我丈夫的名字。然后，我听到孩子兴奋地大叫：“我妈妈回来啦！”
我孩子才三岁，正是当年我到达上海的那个年纪。她得站在马桶盖上，才能攀上面向院子的狭长窗台。在上海多云的天空下，她从北窗露出小半个脑袋和一根歪歪斜斜的小辫子。“妈妈啊！妈妈啊！”她一声接一声地叫着我，赞叹我们重逢了。
如今，她已经是一个终日忙碌的设计师，生活在万里之遥的地方。而我也自那年起，开始了在欧洲各地断断续续的旅行。如今已经二十八年了。那真是漫长的、看不见尽头的旅行。只是每次的回程机票目的地都是上海，每次都回家。
父母家的八只箱子早已被我收入自己家的客厅。那些箱子有它们各自的名字，蓝箱子、牛皮箱子、大黑箱子、铁皮箱子……父母当年就是这样一一称呼它们的。当年迁徙时，父亲将白纸贴在箱子拎把旁边，给那些箱子编了号，还是用毛笔写的，陈七、陈十。那几张白纸都还贴得好好的，只是泛了黄。最小一只皮箱是我祖父的，现在，那里面收着祖父的一只铁皮烟丝盒子，以及姑妈钩帽子的铁钩针。
箱子上放着我家最后一张合家欢，爸爸坐在轮椅上，大哥满头白发，小哥哥看上去很帅，但实际上他肺上的癌细胞已经发动，可我们都不知道，只是忙着与爸爸惜别。那张照片是2011年春天拍的，我们家四代同堂，丁香花园的草坪青翠一团。这是我们家从命运手中偷来的最后一个完满的春天。而对我家最小的孩子李翼张来说，却是与他爸爸家的长辈们第一次见面。这个孩子2010年像我一样出生在北京，像我爸爸小时候一样姓李，像我姑妈一样属虎，像我们家所有的人一样，籍贯广西平乐。
清明时节，我们带着鲜花去祭扫。在郊区，我们兄妹买下一块墓地，地里有棵罗汉松，它遮盖着土地。还有一块大石，刻着我家的来历。父亲与姑妈在这里归入大地，然后是我二哥。他们的骨灰滋养着这棵松树。我家的人都知道，以后我们也会来到这棵松树下，与他们团圆。有一块家庭墓地的感觉是奇异而安稳的。
他们现在都在土里，围绕着那棵松树。石碑上嵌着他们的照片，比起我们家最后一张合家欢，他们在石碑上的照片里笑得很疑惑，那是一种迷了路的样子。他们的名字下方刻着他们这一生简短的历史。他们出生在不同的城市，却都卒于上海。他们是此地的永久居民，因此，此地已经是我的家乡。
放下橙子、苹果，撒上新鲜的花瓣，点燃线香：“你们在这里过得还好吗？”
心里却想，也许他们在地下也很想念我们吧，所以那棵罗汉松才会那样苍翠。
用手掌按在那覆盖了我至亲的泥土上，被春日晒暖的泥土，让人想起最后握着他们的手时，留在自己掌心里的体温。大概这就是家乡的泥土。远走天涯的人，用小玻璃瓶装起一撮泥土，挂在脖子上。要是在异乡水土不服，就挖出一小块泥土，用开水冲了喝下去。听说这个土法子治好了不少人过敏的身体。
（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陈丹燕的上海》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