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人们了解它的身世，也未必对它感兴趣，更何况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这里是用来干什么的。相比之下，人们还是对储秀宫、翊坤宫更加关注，因为后宫之后，是帷帐深处的风流与艰险，是权力背后的八卦，绝大多数观览者，此刻的目光都会变得异常尖利和敏锐，印证着自己对帝王私生活的丰富想象。
所以，尽管文渊阁的位置还算显赫，它的外表也算得上华丽——深绿廊柱，菱花窗门，歇山式屋顶，上覆黑琉璃瓦，绿、紫、白三色琉璃将屋脊装饰得色彩迷离，屋脊上还有波涛游龙的浮雕，犹如一座梦幻宫殿，但这里依然人迹寥落。在整座紫禁城内，它依然是一个盲点，或者，一段随时可以割去的盲肠。
飞鸟在空气中扇动翅膀的声音，凸显了宫殿的寂静。每当站在空阔的文渊阁里，我都会想象它从前装满书的样子，想象着一室的纸墨清香，如同一座贮满池水与花朵的巨大花园，云抱烟拥，幻魅无穷。如果说紫禁城是一座建筑的迷宫，那么《四库全书》就是一座文字的迷宫。它以它的丰盛、浩大诱惑我们，置身其中，我们反而不知去向。
20世纪，文澜、文渊、文津、文溯四阁的《四库全书》劫后余生，步步惊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立刻迫不及待地将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占为己有，由伪满洲国政府封存。北京故宫《文渊阁四库全书》则在华北告急后，随同故宫文物开始了漫长的南迁和西迁旅程，这是一次规模浩荡的大迁徙。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在日本占领杭州之前的最后时刻，《文澜阁四库全书》被竺可桢、陈训慈等着名知识分子秘密运出杭州，辗转运到贵阳、重庆保护起来，行程两千多公里，终于保全了黄河以南这唯一的一部《四库全书》。
日本投降后，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回到中国政府手中，后来又藏入甘肃省博物馆。《文澜阁四库全书》在1946年返回杭州，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北京《文渊阁四库全书》被运去台湾。河北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已于1915年藏入京师图书馆，教育部佥事鲁迅参与了接收工作，历尽颠沛之后，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北京文渊阁、杭州文澜阁两套《四库全书》在战火中越过关山，就像当年编修《四库全书》一样，构成一部大书的旷世传奇。只有在中国，才有这般浩荡的文化吞吐量和驱动力。外来的压力越强，我们民族的抗压性就更强，这种力量凝聚在一部古书上。《四库全书》的“史部”中搜集了太多的史书，但在这些史书之外，又生成一部《四库全书》自身的历史。或许这才是《四库全书》的真正可读之处，是史外之史、书外之书。与其说这是一部书的离乱史，不如说是一代代中国文人的信仰史。古书之美，归根结底是精神之美、人之美。
2012年2月14日，台北故宫院长周功鑫女士历史性地踏进北京故宫，台湾“中央社”报道说，这是六十余年两岸故宫高层首次正式接触。一年多后，我陪同北京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在深圳再次会见周院长，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举止优雅的周院长。她回忆说，她当时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去看文渊阁。因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她要看看曾经安放它的那个空间。
文渊阁的门，那一次专门为她而开，暗淡的光线中，旧日的尘土轻轻飞扬。室中的匾额、书架、门扇、楼梯一切如昨，纸墨经岁月沉淀后的芳香依旧沉凝在上面，她一定嗅得到。乾隆的紫檀御座、书案还都放在原处，独守空房。作为《文渊阁四库全书》现世中的看护人，面对一室的空旷，她都想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
在两岸文化人心中，定然有许多情感是扯不断的。这样的感情，既令人心酸，又令人欣慰。
深圳的那一晚，葡萄美酒，夜色如黛，说到动情处，大家突然间陷入沉默。
有些事情，不言而喻，欲说还休。
我突然间打破沉闷，对两位院长开玩笑说，你们知道2月14日是什么日子吗？
两位院长停顿了片刻，突然间爽声大笑。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故宫的隐秘角落》 作者：祝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