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别瞎扯了！不要烦我。”接到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尔姆的电话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正在泡茶，对于自己获得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他以为只是有人的恶作剧而已。直到十几分钟以后，诺奖官网主编亚当·史密斯再次致电，他依然在电脑上确认着这件事的真实性。
不相信这个结果的，其实不只古尔纳自己。早先甚至历年的博彩赔率榜和全球媒体预测中，他的名字都从未被提及过，何况自1986年沃勒·索因卡以来，诺奖就再也没有颁给过非洲黑人作家。作为客居英伦的移民作家，古尔纳在英国的名气远远不及“移民三杰”石黑一雄、奈保尔和拉什迪，英国之外的地方更是鲜有人知，美国专门追踪实体书和电子书销售数据的NPD Bookscan数据显示，其作品《抛弃》自2005年在美出版以来，在向该服务报告的销售点只卖出了不到2000本，甚至公布结果当天，诺奖官方发起的投票尴尬地显示，超过九成读者都没读过他的文字。
尽管古尔纳此前凭借《天堂》《抛弃》《海边》入围过布克奖、惠特贝瑞图书奖和洛杉矶时报图书奖的名单，却并未真正摘得哪顶桂冠。正如他的编辑亚历山德拉·普林格尔所说：“他是在世的最伟大的非洲作家之一，但从来没有人注意过他。这让我很难受。这简直要了我的命。他是那种被忽视的人。”
而在中国，除了一本2014年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中收录过其两个短篇，再没有任何作品被翻译为中文，以至于准备报道的媒体在第一时间都无法准确写出他的译名，所有人的脑袋里都打着同一个问号——这个人是谁？
比起作家，他更出名的角色是评论家
临近东非大陆的印度洋西部有一座小岛，名为“桑给巴尔”，阿拉伯语意为“黑人海岸”。公元5世纪前后，躲避战乱的阿拉伯半岛居民开始向这里移民，到1505年基尔瓦王朝被葡萄牙舰队击溃，这里已经充分伊斯兰化，并由土着文化与阿拉伯文化的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斯瓦希里文化。
1948年，古尔纳就出生在这座小岛上。彼时的桑给巴尔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中，因此说着斯瓦希里语的古尔纳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习英文。在他15岁那年，桑给巴尔经过数次抗争，终于宣告独立，成为苏丹王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少年古尔纳的厄运却从这里开始了。
1964年1月12日清晨，在非洲大陆黑人和设拉子人组成的反对党——非洲设拉子党——的动员下，600——800名革命者袭击了警察部队并夺走武器，前往桑给巴尔镇推翻了仅仅成立一个月的苏丹王朝及民族党和桑奔人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由于英国殖民者离开这里时，留下了一个少数阿拉伯裔统治多数非洲裔的政治结构，因此革命者建立的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随即对岛上的阿拉伯和南亚裔平民进行了报复，数百至两万人（人数尚有争议）被屠杀，许多阿拉伯和南亚妇女遭到轮奸，财产被洗劫。
在古尔纳的回忆中，这场暴乱是可怕和令人震惊的。2019年，他面对《Wasafiri》杂志的采访时说道：“我那时是一个学生，我们学校被关闭了，我们大部分的老师是欧洲人，仅仅一个月时间，他们就不得不按要求离开。到处都是枪，革命以前我们从没见过枪，哪怕是在警察身上。现在一个带着枪的人可以走进一个小商店，就像一只野生动物走进去一样。”
面对充满艰辛、焦虑、国家恐怖和蓄意羞辱的生活，古尔纳在18岁时选择离开桑给巴尔岛。他在肯尼亚停留了一段时间，并于1968年以难民身份抵达英国。此后十余年，他都未曾再回过故土，直到1984年才在父亲去世前不久归乡见了最后一面。
1976年，古尔纳从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学院毕业，获得伦敦大学教育学士学位，随后在肯特郡多佛市的阿斯特中学任教。1980年，他开始执教于尼日利亚的巴耶罗大学，同期攻读英国肯特大学博士学位，并于1985年进入肯特大学任教。这份教职成了他终生的事业，直到退休，古尔纳一直在肯特大学担任英语和后殖民文学教授，从事与非洲、加勒比、印度等地区相关的后殖民文学研究。
从1987年开始，古尔纳还一直兼职《Wasafiri》杂志的编辑工作，并先后主编过两卷《非洲文学文集》，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当代后殖民作家及其创作的文章。颇为有趣的是，奈保尔、索因卡、拉什迪、提安哥这些移民作家都是他所关注的研究对象，而他们的“离散写作”远远早于古尔纳自己的文字得到了世界文坛甚至诺贝尔奖的认可。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副教授张峰，自2010年左右便开始对古尔纳的文学进行研究。在他看来，古尔纳的作家身份之所以不太被人熟悉，正与其学者和评论家的身份有关。他对记者说：“这种多重角色可能是一个好事，但同时也会淡化他的作家的这种角色，在英语文学研究界更多是把他看成一个评论家。”这并非孤论，《新共和》的专栏作家亚历克斯·谢泼德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古尔纳最出名的可能是他作为评论家的工作。”
或许就算古尔纳本人也不会对此提出太大异议。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曾说过：“当你从事你的职业，并且到达更高的级别，也就不得不承担更多与教学、书籍等等无关的机构职责，这就是矛盾所在。也就是说，你的脑子里充满了其他东西，很难找到空间来安放那些你感兴趣的东西，比如写作。”
难以抗拒的记忆与甩不掉的孤独感
事实上，对于古尔纳而言，从事写作原本就是一件偶然之事。2004年，他在《卫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到，自己在桑给巴尔生活时并没有打算成为一名作家。“在那之前我写过东西，虽然彼时我还是桑给巴尔的一个学生。但那只是闹着玩的，为了娱乐朋友和在学校的讽刺剧中表演，不过是心血来潮或者打发时间或者炫耀。我从不认为那是在做什么准备，也不觉得自己要立志成为一个作家。”
真正促使他拿起笔来的，是到英国后产生的一种被生活抛弃的失重感。这是异乡人和无根者才有体会的感受，对外部世界的陌生以及自身与周遭无法弥合的差异，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你已经失去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渐次累积的漠视、孤立甚至侮辱，则不断勾勒并强化着内心的某种记忆——它来自失去的地方和生活，或者仅仅是一个与现实不同的地方、一个足够安全的地方。
当然，一切的开始并未如此思路清晰。最初的古尔纳只是漫不经心地写着，在日记中写下关于家的小片段，然后是其他人的故事。后来他才慢慢意识到，自己是在凭记忆写作，那种记忆如此生动又难以抗拒。于是他正式交出的第一部作品，取名就叫作《离别的记忆》，讲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试图摆脱故乡的困境，却最终历经羞辱后回到了破碎家庭的故事。
显然，这是一次失败的出走，多少掺杂着古尔纳自己在英国的最初岁月的不适。到了第二部作品《朝圣者之路》，他则开始尝试寻找和解的可能性。流浪到英格兰的主人公达乌德，努力隐藏着自己过去的一切，最终却还是在一份异性之爱面前讲述了那些创伤的记忆。小说结束在坎特伯雷大教堂，达乌德蓦然发觉原来自己曾反抗的那些东西，竟然散发着触手可及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