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最深的牙祭，是在1977年春天里打的。那时供应依然很紧张，由于邻居赵大娘娶儿媳妇，借走了我家的肉票，我们全家整整一月没见半点肉星了，大人还能忍住，我和弟弟却像两头小狼一般，忍着快生锈的肚子的折磨。
那段时光，我们是靠回忆两个月前那顿回锅肉支撑着过的。外婆从我们看别人吃肉时的眼神里读到了我家的困难，就把自己攒下的一斤肉票交给爸爸，恰巧爸爸兜里还有钱，于是紧赶慢赶地跑去肉店。这时的肉店，已被许多昨夜来排队的人围着，猪肉还没送来，人们像鹅一样伸长颈子观望着，等待着。
一位熟人给爸让了一个位子，这时，有人大叫：“肉来了！”犹如拳击台上的钟声，人们松散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起来，整齐的队列一下子变成躁乱的蚁阵。人们拥挤着，吵闹着，购买货物的人们像一群正在等待施舍的饥民。卖肉的胖子打着赤膊穿条血油腻腻的皮围腰，手中拿把刀，像吆喝猪一样粗鲁而无礼地吼：“站好站好，不然不卖！”
队列稍稍静了些。胖子见自己的命令生效，快乐地开始割肉。这时，队列又开始骚乱，有人隔着很远就开始给胖子递烟，或谄笑着喊胖子的乳名，甚至有人从队列外用晾衣服的叉子叉进票和钱，又叉走肉。买到肉的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没有买到肉的人，则像老鸹盯死狗一样盯着剩下的肉算计着自己的位置。父亲计算剩下的位子，在他之前的十个人早已属绝望之列了，却死死等着，巴望着能有人中途退场或再有肉拉来之类的奇迹发生。然而，直到最后几块骨头被人提走，这奇迹也没发生。
父亲很失望，萎靡地往回走，他迟迟不愿回家，他实在不想看到我和弟弟失望的眼神。在离家不远时，主意突然来了：肉没有买到，给孩子们钓几条鱼，总能沾点荤腥气吧。
说干就干，他从朋友那儿借来鱼竿，蹬上自行车，去十里外河坝钓起鱼来，不知是那天他超水平发挥还是天可怜我们，他带回了几斤活蹦乱跳的鱼，我和弟弟顿时也活蹦乱跳起来。这时，对门的陈婆婆跑来，说她儿媳生孩子没奶，想把鱼全买了，炖给她催奶。父亲不干，说：“孩子们太久没沾油，想给他们解解馋。”陈婆婆说：“这还不简单。”踮着小脚飞跑回去，不一小会儿就拿来一大块正保肋肉说：“干脆我们换，这可是我在肉店门口睡了一夜才弄来的。”父亲想想，同意了。
一大堆白菜和肉煮成一锅白汤。肉煮七成熟，捞起来，油闪闪切成片，放到锅里炒成一块块凹状的片，像花瓣一样，而后放进豆瓣，豆豉，将蒜苗切成段放进锅里，那香味足以使任何有嗅觉的动物失去理智。
母亲那段时间正在一家街道工厂干临时工，很晚才回家，弟弟和我就拖两只凳子蹲在门口等她，像两只石狮子。
那天晚上，我们从很远的街灯下迎来每一个女性的身影，又目送她们走远……在这样一次次激动又一次次失望的等待中，我和弟弟渐渐睡着了，直到母亲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母亲嗔怪父亲不该让我们饿着等她，父亲说：“一家人，有福时哪个也不能丢下……”
那天的回锅肉和白菜汤，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尽管二十年后，我从事了新闻工作，住过一些父母今生不可能去的酒店，吃过一些他们想也不敢想的食物，且随着社会高速发展，在我的有生之年里还可能吃到更多的美味佳肴。但我敢打赌，我今生最美的一餐已在1977年春天吃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