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中第一个“那一天”，在15岁时清晰起来。
那一年，我读初三，是个日子过得浑浑噩噩的女孩。
那是晴朗的一天。早晨起床，我在脸上抹了一层永芳美容膏，还偷偷用了姐姐的紫罗兰香粉，将头发梳成马尾辫。做完这些，时间不够用了。早读已经开始，班级门口站着一位迟到的同学，我推了他一把，说：“进去啊。”
班主任忽然怒吼道：“谁让你们进来的？”
“你进去，你，出来！”
大约站了十分钟，班主任出来了，她在我眼里已是老态龙钟。
“你如果在脸上少抹点白面，肯定不会迟到。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上课除了睡觉就是跟同桌男生聊天，还趴在桌子上聊，你直接把桌子搬到你家炕头算了。”只有女人对女人的讥讽才会如此尖厉、准确，直达内心。
第一次，我感受到时光的残酷。
终于，早自习的下课铃声响了，我被允许走进教室。同学们嘻嘻哈哈地打闹，似乎没有人注意我，而这份不被注意，更加刺伤了我，让我觉得自己是因为某种缘故而被孤立了。
那天之后，我带着对一个将我的自尊扔在地上踩碎的老女人的愤怒，开始发愤图强。
我中考成绩相当不错。“浪子回头”与“黑马”这两个词，在我毕业多年后，还被那所学校的老师用在我身上，激励那些不求上进的学弟学妹。
那天，拯救了我，她唤醒了我的羞耻心，在今后的岁月中，我越来越意识到，它对于一个人的重要。
“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把握……一天用来路过，另一天还是路过”，许巍在歌里唱。如果每一天都在路过，注定只有少数的路过会留下印记。
另外的一天，出现在我工作的第五年。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企业做着与兴趣、专业皆毫无关系的工作。终于，闲得实在无聊，我决定写点文章打发日子。
稿子投了很多，每天的报纸副刊上都没有我的名字。
那天，是武汉初夏阴沉闷热的桑拿天。我无所事事，去传达室取科室的信。
“有一封你的信。”传达室的女孩对我说。我趴在传达室的窗台上，翻出了那封信，信封上，印着“武汉晚报”四个字。
信是薄薄的一张纸，红色条纹信笺。
“来稿《你无法孤独》将刊发在本周四的副刊上。文字清丽，寓意深刻，希望继续努力，多赐优秀稿件。”
我边走边读，一遍又一遍地看不够。
这封信，让我与城市另一端的一个信息源建立了联系，那天之后，我迷失于生命无法承受之轻中的生活忽然有了目标。
一年后，我拿着装有在晚报副刊上发表的文字的沉甸甸的文件袋，去一个刚刚创刊的杂志社应聘。
后来，有机缘见到了那位写信的编辑，说起那封我始终珍藏的信件，她的脸竟然红了，想不起来曾经写过那样的信。我暗暗高兴，一个富有的人，无意中遗失的一粒金子，改变了一位陌生人的人生，这样的故事，比刻意地塑造一位作者，更温情与有趣。
大多数时候，人生如一条平稳的河流，一日如同一年，一年如同十年，我们最终记住的，是站在转折处的日子。它们仓促地站在那里，虎视眈眈或相逢一笑，之前的许多日子，原来是为了抵达这样的一天，而之后的那些日子，又是这一天的延续与注解。
这样的日子稀有而光辉，却又势利而狡猾，倘若你对人生过早地放弃，匆匆忙忙设定了生活的终点，它便可能泥鳅般绕过你的路口——终究，我们的人生不是被哪一天所改变的，而是那一天，恰巧撞到了想要改变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