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元月下旬的一个日子，刮着五六级风。家居对面，元大都遗址上的高树矮树，皆低俯着它们光秃秃的树冠，表示对冬季之厉色的臣服。十点左右，商场来电话，通知安装抽油烟机的师傅往我家出发了。
前一天我就将旧的抽油烟机卸下来丢弃在楼口外了。它已为我家厨房服役十余年，油污得不成样子。一除去它，上下左右的油污彻底暴露，我得赶在安装师傅到来之前刮擦干净。我想到了用湿抹布滚粘了沙子去污的办法，在外边寻找到些沙子用小盆往回端时，见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儿，站在铁栅栏旁。我丢弃的那台脏兮兮的抽油烟机，已被她弄到那儿。并且，一半已从栅栏底下弄到栅栏外；另一半，被突出的部分卡住。
女孩儿正使劲跺踏着。她穿得很单薄，衣服裤子旧而且小。脚上是一双夏天穿的扣绊布鞋，破袜子露脚面。两条齐肩小辫，用不同颜色的头绳扎着。她一看见我，立刻停止跺踏，双手攥一根栅栏，双脚蹬在栅栏的横条上，悠荡着身子，仿佛在那儿玩的样子。那儿少了一根铁栅，传达室的朱师傅用粗铁丝拦了几道。对于那女孩儿来说，钻进钻出仍是很容易的。分明，只要我使她感到害怕，她便会一下子钻出去逃之夭夭。而我为了不使她感到害怕，主动说：“孩子，你是没法弄走它的呀！”
她却说：“是一个叔叔给我的。”——又开始用她的一只小脚跺踏。
要是有什么“叔叔”给她的话，那么只能是我。我当然没有。
她弯下腰去，一手捂着脚腕了。破裂了的塑料是很锋利的。我说：“唉，扎着了吧？你倒是要这么脏兮兮的东西干什么呢？”她说：“卖钱。”其声细小。说罢抬头望我，泪汪汪的。接着低头看自己捂过脚腕的小手，手掌心上染血了。我端着半盆沙子，一时因我的明知故问和她小手上的血而呆在那儿。她又说：“我是穷人的女儿。”我张张嘴，竟不知再说什么好。而商场派来的师傅到了，我只有引领他们回家。他们安装时，我翻出一片创口贴，去给那女孩儿，却见她蹲在那儿哭，脏兮兮的抽油烟机不见了。我问哪儿去了？她说被两个蹬手板车收破烂儿的大男人抢去了。我替她用创口贴护上了脚腕的伤口，又问：“谁教你对人说你是穷人的女儿？”她说：“没人教，我本来就是。”我不相信没人教她，但也不再问什么。
我将她带到家门口，给了她几件不久前清理的旧衣物。她说：“穷人的女儿谢谢您了，叔叔。”我兜里有些零钱，本打算掏出全给了她的。但一只手虽已插入兜里，却没往外掏。那女孩儿的眼，希冀地盯着我那只手和那衣兜。我说：“不用谢，去吧。”她单肩背起小布包下楼时，我又说：“过几天再来，我还有些书刊给你。”
四五天后的一个早晨我去散步，刚出楼口又一眼看见了她。仍在上次见到她的地方，她仍然悠荡着身子在玩儿似的。她也同时看见了我，语调亲昵地叫了声叔叔。我驻足问：“你怎么又来了？”她说：“我在等您呀叔叔。”我说：“等我？等我干什么？”她说：“您不是答应再给我些您家不要的东西么？”我这才想起对她的许诺，搪塞地说：“挺多呢，你也拎不动啊！”“喏”——她朝一旁翘了翘下巴，是一块带轮子的车底板。显然也是别人家扔的，被她捡了。之后，她用一双大眼瞪着我强调说：“我都等了您几个早晨了。”我终不忍令她太过失望，再次使她满足……我第三次见到那女孩儿，日子已快临近春节了。我开口便道：“这次可没什么东西打发你了。”女孩儿说：“我不是来要东西的。”
她说从我给她的旧书刊中发现了一个信封，怕我找不到着急，所以接连两三天带在身上，要当面交我。那信封封着口，无字。我撕开一看，是稿费单及税单而已。她问：“很重要吧？”我说：“是的，很重要，谢谢你。”她笑了：“咱俩之间还谢什么。”而我却看出了破绽——封口处，留下了两个小小的脏手印儿，而我夹在书刊中的稿费单是从不封口的。好一个狡黠的“穷人的女儿”啊！她对我动的小心眼令我心疼她。
“看！”——她将一只脚伸过栅栏，我发现她脚上已穿着双新的棉鞋了，摊儿上卖的那一种。并且，她一偏她的头，故意让我瞧见她的两只小辫已扎着红绫了。我说：“你今天真漂亮。”她悠荡着身子说：“叔叔，初一早晨我会给您拜年。”
初一我起得很早。我挺希望一大早走出家门，一眼看见一个一身簇新，手儿脸儿洗得干干净净，两条齐肩小辫扎得精精神神的小姑娘快活地大声给我拜年。一上午，我多次伫立窗口朝下望，却始终不见那“穷人的女儿”的小身影。下午也是。到今天为止，我再没见过她。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人间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