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放亮，鸡就三三两两地出了窝，散在后山的竹林里、松树脚下。儿子从后院里把青火砖搬到门前，先把鸡窝顶子掀下来，鸡窝是个正方形的屋子，高1.2米。土砖经过风吹日晒，成年累月摞在那里，只要碰一下就会散落一大片一大片的残渣。土砖被一块一块拆下来，在原地方再垒上青火砖，抹上和着水泥的沙子。到了中午，太阳烈起来，儿子脱下上衣，光着膀子干，额头上爬满了汗水，她过去用毛巾给儿子擦了一回。又为儿子拿了一件褂子准备着，回头起风了，让他把褂子披上。她站在离儿子不远处看着他干，儿子干活儿时她插不上手，儿子也不高兴她插手帮着干，家里的大事只要是儿子在做她就只有看着的份儿了。她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渐渐变成了儿子面前的空空人，只剩下看着的份儿。见四下里没人，她怯怯地问出了这几天以来她一直想问的话。她说：“金凤在外面怎么样了？怎么没有同你一路回来？”儿子伸出去掇砖的手，抖了一下，在那里略停了停。他没有回答母亲的话，只把眉头拧了拧。过了一会儿说，不要再提她了。后院里又传来咯咯咯的鸡叫，这是一种遇到危险时的求救信号，有寻求主人帮助的意思。她听出来了。莫非是黄鼠狼又来了？她放下手中的毛巾，向后院跑去。儿子也跟在她的后面，跑到后院。后院的泡桐树脚下留有三五根新掉落下来的黑色鸡毛，果然是黄鼠狼又出现了。
儿子吃完了她做的红薯面条，刚才吃得有些急，儿子额头上都冒出了汗。老头儿把为儿子准备好的干粮都装进了一只白蛇皮袋子里，是一些炒好的花生、红薯片、芝麻片和连夜赶炸的兰花豆。儿子手里拎着一只密码行李箱在前面走，老伴在中间扛着蛇皮袋，她跟在后面，都去送一送儿子。从家门前的土坡下去，走不远一段路就到了公路旁边。那根路旁的电线杆早已立在那里。儿子叫他爸不要再送了，让他们回去。老头儿说什么也要再送一程，送到车站，看他上了车他们再转回来。老头儿把肩膀上扛的吃食从右肩膀换到左肩膀，她就跟着儿子往前走，村道上走动的人很少，年轻人都出去了，屋里留下的都是些老人和儿童，一天到晚村道上都是冷冷清清的。偶尔会有三五只家养的鸡在村道上舒头探脑，拿爪子刨着地面，在那里寻找食物，见有人走过时，呼的一声四散逃开。待人走远后，它们又恢复原来的样子，用爪子扒拉着地面，干硬的土被它们尖利的爪子刨得松松的，尘土飞扬。
车开过来前，他们在马路的车站牌旁边等了一会儿。老头儿把肩上的蛇皮袋放在地上，和儿子的行李箱搁在一处。马路旁边的土岗上，他们家养的三只下蛋母鸡大黄、二黄、小黑正低着脑袋，爪子在土面上刨着，在那里觅食。她突然想起来提醒儿子，是不是所有的行李都带上了，有没有落下钥匙、手机充电器之类的物件。儿子说，没有，都带上了。语气听上去是嫌她太啰唆。她觉得应该问一声儿子下次回家是什么时候，想一想觉得儿子刚刚出远门，就问出这样的一句话，始终显得不太吉利，就忍住了没问。还是以后在电话中问吧。她把儿子看了又看，前前后后，从头到脚，看一遍，又看一遍，心里五味杂陈，渐渐地眼圈就红了。她忍住，把眼泪压了回去。她怕儿子看到她的眼泪后心里难过。她这样一克制，车就来了。儿子上了车。车门关上的那一刻她记起来了，她还有几句要紧的话没有对儿子说，终究没有机会了。她向前追着长途大巴跑了几步，这一跑动，她的眼泪一下子哗哗地流了出来，嗓子也堵得厉害。她一边跑一边向长途大巴的车尾挥着手，一边跑一边喊：“到了立刻往家里打个电话。”儿子在车上找到了座位，隔着车窗玻璃看着她。车这时候就开走了。她在原地站了好久，一直目送着这辆载着儿子的大巴车走远，最后消失在集市中心那一排红砖房子的拐角处。
当天夜里，老头儿发现鸡窝有些异样，一清点数目才发现下蛋的母鸡二黄不见了。老两口拿着家里的手电筒，屋前屋后、漫山遍野地找，终于在村口找到了落单后惊慌失措的二黄。黑暗中二黄正围着一根电线杆子来回打转，发出咯咯咯的声音，已经急得不知所措。老头儿用手电筒的光在二黄的前面凿出了一条明亮的路，引着二黄栽着小跟斗慢慢往家的方向走去了。她独自落在后面，拿手帕擦了擦汗，忽然想到，今天上午儿子就是在这里坐上大巴离开的。外出的人要是像鸡一样能按时归窝，那该有多好。她在电线杆旁边站着，觉得应该过去在它上面贴身靠一会儿，她就走过去靠在电线杆上，望着白天长途汽车开走的那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