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0年夏季，大半辈子生活在村子里的人都还不知啤酒为何物——那颜色黄黄的像马尿一样的东西，也能称之为酒？也能像白酒一样喝？可很快村里人便认可了这种东西，这与姑父的经销策略有一定关系。他在自家的门店前摆开场子，让人们免费试喝，一瓶不够，还给第二瓶，仍不够，三瓶四瓶随你开。一些平日里离不开酒的人自然不甘示弱，敞开肚皮使劲喝，结果喝够了两瓶，肚子便胀得不行，脑袋也有些晕晕乎乎了。这些人现场体验的结果是，这种“黄酒”不辣嘴，没有白酒那种烧灼劲儿，喝进肚里不会生出燥热感，也不上头，比喝白酒舒服。就这样，姑父在村里的啤酒销售市场很快便打开了。不只是我们大镜村，就连附近村庄的小卖部也都到他这儿来进货，啤酒的销量一路攀升。
姑父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家里的景况自然也不同以往了。可他究竟有多少钱，谁也说不清楚。当时的热词“万元户”用在他头上肯定不过分，他像一只迅速膨胀的气球一样，带着“呼呼”的声响，快速成为了大镜村的首富。
姑父在村里率先拥有了一辆卡车。当时，不只我们大镜村，就是十里八乡所有的村庄算在一起，也只有他能买得起卡车。买卡车干什么呢？自然是用来拉啤酒。自从有了那辆卡车，他每天往省城跑好几趟，来来回回地拉啤酒，一拉就是满满的一车厢。
那时候的啤酒都是瓶装，十瓶并在一起，用塑料绳上下串缠着牢牢捆住，使劲一提溜，就可以拎走。我还从姑父家的门店里拎过啤酒，那是父亲的一位县剧团朋友随团来村里唱戏，父亲请他到家里吃饭，让我去姑父家拎的。我记得当时战战兢兢的，非但手不敢使劲，腿肚子还哆嗦，生怕扯断了绳子，一捆啤酒掉在地上摔碎，再把自己的脚砸伤。看我窝囊的样子，姑父呵呵笑着说：“你怕啥？使劲提溜吧，散不了架。”
有了卡车之后，每次出门，姑父都是自己开车。他什么时候拿的驾照我不清楚，只知道他以前会开拖拉机。那辆卡车是白色的，车厢很长，车头很高，一副钢筋铁骨的强壮模样，开起来“呜呜”地响，很有气势，跑起来也“咣当咣当”的撼人心魄，用一种霸气的力量显示着它独一无二的存在。自然，每当他开车穿过村街，那些站街闲聊的人们，即便嘴里有最新鲜时髦的话题，也都霎时闭口噤声，两眼追随着卡车的踪迹，直到它呼叫着绝尘远去。随后，话题便一致改成了姑父的发家史，你争我抢，津津有味地轮番“兜售”有关姑父的逸闻琐事，仿佛他是天上下来的仙儿，处处光鲜无比，惹人注目。那些在街上玩耍的调皮孩子，更是跟在车后拼命地奔跑，边跑边“嗷嗷”地喊叫，一直跟到他的店门前，哪怕尘土落了满身。
仅凭批发啤酒就能发家致富？如果是现在，答案极有可能是否定的，可在那时候，姑父的财富积累过程确实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毋庸讳言，那辆卡车为姑父家走向富裕立下了汗马功劳，姑姑曾在我家不无炫耀地说过，这辆车的出现证明她家确实有钱了，这辆车也让她家确实更有钱了。她说完这话，我母亲就问她：“你家到底有多少钱？你知道吗？”姑姑就没话了，支吾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反正挺多。”我母亲就笑话她，说：“外边有个好耙子，不如家里有个好匣子。他就是在外面耙再多的钱，你在家里不管紧点儿，最后也落不下嘛儿。”姑姑就咧着嘴辩解：“我费那个心干啥，有我吃的喝的就得了呗！”我母亲笑笑，没再说话。
那辆卡车开了两年左右，就被姑父卖掉了，随即又买来一辆蓝色的卡车。为什么要换车？众说纷纭，但多属猜测，始终没人从姑父嘴里得到肯定的答案。新车就不只用于拉啤酒了，还拉玻璃、布匹、家具等，这时候，姑父家的小店已经变成了村里的百货商店，规模扩大了四五倍，而且还搬到了十字街最显要的位置。从此以后，他家柜台也不自己站了，雇了邻村姑父的姨妈家两个闺女来站柜台，车子雇了姑父的姑姑家儿子来开。
二、
20世纪80年代末，县里的领导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卖户口——七千元一个县城内的商品粮户口。七千元，那时候不是个小数目，然而一些有钱的父母为了让子女脱离农村，吃上商品粮，纷纷慷慨解囊。因此县里的收入颇丰。姑父和姑姑就是这群父母中的一员，他们毫不犹豫拿出一万四千元，给两个闺女买了县城的商品粮户口，这足以证明他们的经济实力。可等买好了之后他们才发现，这类商品粮户口根本没啥用，花的都是冤枉钱，虽说从此以后成了县城里的人，可不给安排工作，搞经营也没有任何优惠，空有虚名。不久之后，随着户籍政策放开，更证明姑父和姑姑当时犯了“冒进主义”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