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手
“不是一头，而是一群鲸鱼。远远地，交替着沉浮，巨大的尾巴不时地拍打着海面，喷射出的水雾有数米高，在斜阳的映射下，变幻成一道道彩虹……”
这是发生在印度洋上的一幕。其时李想正站在一艘远洋货轮的甲板上，目不转睛地观望着，并用文字记录下来，连同自己的心情。还有很多天方夜谭般的奇遇，裹着风雨雷电，被他一并塞进信封。
信都是他亲手交给我的，每次厚厚一沓。他说，你慢慢看。我也会给他一沓，里面写的都是我的生活琐屑，以及我们这座小城的日常。不用叮嘱，我知道他会细水长流，慢慢看。我们的交流无须托付邮路，也没什么时效性。每次他下船回来，我俩都要很正式地见个面，再很正式地互换信件。他说，你文笔真好，谢谢你。其实我觉得他文笔也不错，视野更开阔，时常会让我如临其境，感同身受，但我一直没说。没记错的话，整整三年，我们只见了五面……
我们是初中同学，两家离得不远，走得却不近，读书时他好像跟谁都不近。我知道他家境不好，父亲早逝，母亲在街道印刷厂做临时工，他还有个小他很多的妹妹。那时他瘦瘦高高，面皮白净，坐在我后面，不爱说话。他的学习成绩一般，喜欢偷看大书，曾向我借过两本。借的时候低着头，脸通红，像做了错事。还的时候也是，我也是自那时发现的，面皮白净的人格外爱脸红。初二的时候，从广州回来的叔叔送我个随身听，就是袖珍录音机，听卡带的那种。还是日本三洋的，在当时是稀罕物，全校应该也没几个。我经常偷偷带到学校，课间休息，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分享。每个耳朵轮流挂一个耳机，也要排很久的队。时常有人情不自禁地哼唱出来：“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总是一副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后面的几乎变成了一段小合唱，难以抑制，有几次险些惊动了走廊里的老师。
那时候，郑智化的《水手》正流行，我们百听不厌。
终于有一次，李想在放学路上叫住了我，那一声好像动用了他体内不多的元气，以致脸红得发紫，头再低也难掩饰。他嗫嚅着，能借我听听吗，《水手》那盘，就一晚，行吗？随身听我从不外借，那次却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他，还很痛快，也许，也许是怕一旦拒绝他会哭吧。经过这件事，我俩的友谊并没有升级，他还是那么不合群，安安静静地坐在我后面，有时偷看大书，有时偷偷发呆。只是在那年的元旦茶话会上，他结结实实地露了一次脸，也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击鼓传花嘛。鼓点骤停，花传到谁手里，谁就得站出来出个节目。李想把红花捧出了白花的效果，勾头弓腰，哭丧着脸，很快将茶话会带入了追悼会的气氛中。冷场。继续冷场。最后是谁推了他一把吧，或者是他绊了自己一下，礼节性的掌声终于让他站稳了脚跟。他唱了《水手》，前两句声音还微微发颤，后面就渐入佳境了，几乎技惊四座。到后来他的眼中已有泪光闪烁，唱词铿锵，很快引发了一场大合唱：“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我一直认为，那是李想生命中的高光时刻。追忆往事时，这段很难绕过，出乎意料的是李想对此反应冷淡，匆忙岔开话题，即便他已是一名真正的水手了。初中毕业后，我们几乎断了联系。听别人说，他母亲后来也病逝了，他高中也没念完，四处打工，供小妹读书。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小城，进了一家机关单位。小城很小，我们是在街上碰见的，我没认出他，是他喊的我。像是另一个人，身形粗壮，皮肤黝黑，只是笑起来还是那样腼腆。他说，我去年上的船，第一次休假。又说，一起吃个饭吧……
从此，李想再回来我们都会出去坐坐，他的话还是那么少，只能由我不停地发问，好在我对海上生活一直很好奇。他的回答总是很简短，“很苦的”“怎么不孤独”“习惯就好”……
他也会说，“继续给我写信”“你的文笔真好”“还是家里好”……
我曾买了很多书送给他，还送过他MP4和小收音机，觉着多个水手的朋友也不错。他会送我一些外国钱币和纪念邮票什么的，让我觉得有个水手朋友真挺好的。整整三年，我们见了五面。后来他到底没有做到三副，在信中他说真的厌倦了，他想上岸了。他亲手将信交到我手中，其时他已经下船了，彻底不做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目送他到街对面，绿灯都快闪过了，他还犹疑地站在马路中间，看上去很恍惚，与周遭的人群车流格格不入……
从此，李想再没找过我。同学聚会他也没到场，他好像跟谁都不联系，听说已搬到了另一座城市，生意做得很大，都是听说。意兴阑珊的一众老同学，又从酒店转战到KTV，借着酒劲儿干号着，硬撑着，好像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也不知是谁点了郑智化的《水手》，顿时群情激昂，如回光返照。那是一段合唱，也是一段绝唱：“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又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其时我正在卫生间，听到了，不由得也喉咙洞开，大声呕吐。同时泪眼蒙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