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叫郭葆昌，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管账先生。当品古斋的掌柜在他面前打开一个布卷时，他一下子愣住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因为他看到的是两幅纸张泛黄、年代久远的书法。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藏于深宫，只闻其名，不见其踪，大名鼎鼎的三希宝帖中的两希《中秋帖》和《伯远帖》吗？
毕竟是古玩收藏的老手，他很快掩饰住内心的激动，跟掌柜的随便讨价还价了几个回合，就一掷千金把它们买了下来。临走还没忘了提醒掌柜的要按规矩给他保密。他知道这两件宝贝的名气要多大就有多大，其分量是难以估算的，生怕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走漏了风声会招来灾祸。
时间一年年地过去，自从三希宝帖中的第一帖《快雪时晴帖》在1928年躲过了与张作霖同葬火海那一劫之后，依旧存放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1933年，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它与故宫其他珍贵文物一起辗转迁移到了四川。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大批故宫珍贵文物运往台湾，《快雪时晴帖》也随之去了台湾，其后，它一直被保存在台北市的中山博物院。而《中秋帖》和《伯远帖》，对世人来说，就如同一块石头沉入了大海，谁也不知道它沉在了哪里。
时间到了1949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大陆的控制，正慌忙撤往台湾。此时的乱世之中，谁也不会注意到沉没了17年的《中秋帖》和《伯远帖》终于在混乱的台湾浮现了出来。
1949年的一天，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找到刚刚从大陆迁台组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要将手中的两幅书法卖给他们，这两幅书法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此时，《快雪时晴帖》已经随着大批故宫文物到了台湾，现在缺的正是这送上门来的三希宝帖的另外两帖。
照理说，三希宝帖从此就该团圆了，如果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就把它们买下，也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故事。
但在惊喜之余，台北故宫博物院负责人却倍感无奈，捉襟见肘的经费使他们拿不出钱来收购，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刚刚浮出水面的宝帖又沉了下去。
时隔不久的1951年，两幅宝帖又出现了，但这次却出现在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里。宝帖的持有者是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两年前，就是他把《中秋帖》和《伯远帖》带到了台湾，因为未能顺利卖出，急需用钱的郭昭俊只好又转到香港将这两幅宝帖抵押给了一家英国银行，赎宝期限就定在了1951年的年底。
眼看着抵押期限快到了，可赎宝的钱还没有着落，郭昭俊焦虑不安却又无可奈何。其实英国银行也早就盯上了这两幅宝帖，他们在催郭昭俊还款的同时，又极力诱使他把宝帖卖给银行。
抵押期限一天天逼近，郭昭俊在无奈中准备被迫出卖宝帖了。
而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北京，一份关于抢救收购国宝三希宝帖的报告被十万火急地送进了中南海。
这其中的缘由要从一个人说起。
此人是当时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徐伯郊，他和郭昭俊可称得上为世交朋友。当徐伯郊得知郭昭俊要出卖三希宝帖时，他深知这两件国宝的价值，要是卖给了外国人，那可真是国家的千古遗恨。于是，他一面力劝郭昭俊将国宝卖给祖国，一面迅速将此事告知其父──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徐森玉，随后，消息被上报给国家文物局。
一切都在紧张有序中进行。
为了确保国宝真实可靠，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等人亲往鉴宝，鉴定地点被特意安排在澳门。经过鉴定，《中秋帖》和《伯远帖》是真迹无疑，两件稀世国宝终于以当时的天价35万元重金回归了祖国。
从那以后，《中秋帖》和《伯远帖》这三希宝帖中的两帖又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我们在为这些国之珍宝的坎坷经历感慨的时候，更为三希宝帖依然分处海峡两岸不能团聚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