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全大队的地形像一个大盆子，但地势高低不匀，要挖高填低，把小田连成每丘10亩的大田，排列整齐如井田，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当时我们白天没时间，于是晚上全大队集中劳力，省、县工作队员以及农民师傅、民兵连的都来参加，几盏汽灯照得亮堂堂的，几百人黑压压的一片，挖的挖，挑的挑，抬的抬。我建议用扯盘（两根绳子拴住木板两头）拉土，又快又轻松，大大提高了效率。就这样，一个冬天下来，我们搞了200多亩园田化。
接下来是搞新村建设。队里决定用半个月时间培训15名砖匠、锯工。工作队商议，认为我是当老师的，就要我去带队。
几天后，我带着15名青年到县建筑公司去培训。公司晚上召开广播大会，动员工人要支持培训班，说这是对省委、县委工作队的支持。公司派出了3名老师傅，手把手教，带着我们在工地跟班劳动。我也拿起砖刀跟着学。晚上，我们又请师傅讲技术要点，还搞了两次砌砖比赛。半个月培训结束时，师傅高兴地赞扬：有的会“一刀灰”了，已经达到了二级工水平。回队里后，公司又加派了两人，连同之前的3位师傅一起帮助指导建房。不到两个月，两栋砖房拔地而起，社员们高兴极了！
1978年初，在全县工作队整训会议上，我被评为先进。没想到在分工时，我却被分到工作比较落后的冲头队。我想是不是在黎书记点上没干好，带队的干部却说，莫多想，这是黎书记的意思，要我去改造后进队，把冲头队搞上来，解决社员吃饭问题。
入队后，我了解到，冲头队年人均口粮只有 400多斤，这里的田背靠大山，且十分分散，人多田少，交通不便，社员积极性不高。我看山地多，心里一亮，一次开会讨论下一年的生产规划时，我说要大搞旱粮生产。这时上面政策也有些松动，允许社员适当扩大自留地。黎书记则说，“工作搞得好不好，关键最后看家伙”。
散会后，我同队干部商量，要增产，田里潜力不大，自留地要扩大，有的队干部怕被说成搞资本主义，我就提出，收获交队，按粮计分。社员们心知肚明：你工作队的不怕，我们怕什么。全大队于是出现了开荒的热潮。白天队里出工，晚上大家点马灯、松柴照亮工地，继续挖地开荒。到清明节时，全队开荒达150亩。
谁知这时，上级又下达精神，多余自留地必须交集体播种，社员们心里凉了。我对大家说：劳动又不犯法，要坐牢我去，你们种就是！社员们胆子于是大起来，没日没夜地在新开垦的荒地上种上了旱粮。秋收时，满山包谷，遍地红薯，稍加统计，人均增产300多斤。
后来在总结时，黎书记说：我讲过，不管哪样搞，最后拿家伙，增产了就行。年底时，工作队临时党支部开会，黎书记见我未到，便问起情况。参会的人解释，小王不是党员。黎书记说，我看这小伙子行，把他的组织问题解决一下，并指定县委组织部的一位队员负责。随后我又写了入党申请书。
1979年1月2日，组织上讨论我的入党问题。这天我心情十分激动，我读高中时便写了入党申请书，但“文革”中说我是“臭老九”，要好好考验，如今已过去十多年了，入党问题总算有了着落。
经大家讨论后，一致表决同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情况一报到县里就批了。从此，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是我人生新的里程碑。这年9月15日，我被调到公社，先干了一段时间办公室，1980年春当选为公社副主任，1982年调到邻近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1983年担任党委书记，直到1993年调地委党校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