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人生有三个重要阶段，青年时期是文学奇才，中年时期是革命战士，壮年时期是文化领袖。
1914年，家境殷实的郭沫若留学日本到九州帝国大学习医，准备回国当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
1919年8月，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3个月后，未来的哲学家宗白华出任《学灯》编辑，并且建议开办“新文艺”专栏，刊登新体诗。《学灯》是《时事新报》的副刊，留学日本的郭沫若经常阅读《时事新报》，也知道了刊登新体诗的消息，便把以前写的诗文寄到上海，向《学灯》投稿。宗白华看到郭沫若的新体诗，觉得非常精彩，极力向主编推荐，建议在《学灯》上刊登出来。
随后数月，郭沫若陆续发表《死的诱惑》《火葬场》《黎明》等一系列新体诗，在文艺界的名气越来越大，宗白华也对郭沫若越来越欣赏，甚至用整个版面发表郭沫若的诗。
从此以后，留日素人郭沫若，便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诗人。同是新文化运动诗人的朱自清，也说郭沫若是“一支异军的突起”。但他没有选择做诗人大师，而是在日本毕业以后，回国参加革命。
郭沫若在革命队伍里，成就也非常人可比。
1926年，郭沫若出任广东大学文科长，同时兼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开办六届，前五届的主持人是彭湃，第六届的主持人是毛泽东。也就是说，我党武装起义之前，郭沫若就是毛泽东的同事，在工作中有了不错的感情。
郭沫若教书之余，还在黄埔军校做宣传工作，北伐开始，又做到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和周恩来、叶挺等人发展了良好的关系。而郭沫若的军衔是中将。肩扛中将军衔，和毛泽东、周恩来共事，这份地位和资历，国共两党里超出郭沫若的人其实不多。
1927年3月，蒋介石策划九江和安庆的暴力事件，开始破坏国共合作，打击我党的群众力量，给1个月后的“四一二事件”做铺垫。
郭沫若发现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便辞去官职，化名“高浩然”离开蒋介石行营，跑到南昌住在朱德家里，写了一篇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在檄文里，详细描述了蒋介石制造暴力惨案的过程，最后号召革命同志和民众拥护中央，打倒蒋介石。这篇檄文发表在4月9日的武汉《中央日报》上，3天后蒋介石发起“四一二事变”，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郭沫若的反蒋檄文，比蒋介石正式叛变都要早。
在1927年举国白色恐怖的时候，蒋介石悬赏3万大洋，要郭沫若的脑袋。
郭沫若先去武汉，出任张发奎部队的政治部主任，随后便参加“南昌起义”，和周恩来、朱德、聂荣臻、陈毅等人并肩战斗。
我们都知道，起义部队南下期间，贺龙申请入党。但很多人不知道，另一个在革命低谷申请入党的就是郭沫若，而其中一个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
郭沫若选择了革命理想，放弃了荣华富贵。
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郭沫若开始人生的第三阶段。
因为周恩来觉得，郭沫若扛枪打仗是浪费人才，不如去日本储才养望，一来避开蒋介石的通缉令，二来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回国，做中国的文化领袖，主持文艺战线的工作。于是郭沫若抛家舍业，东渡日本潜伏待时。
他在日本住了近十年，深度研究了甲骨文和金文，陆续发表《殷周青铜器文字研究》《金文丛考》等着作，成为文化界的宗师级人物，和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合称甲骨四堂。有这样的学术成就，才能做中国的文化领袖。才气逼人的郭沫若遇到慧眼识人的周恩来，便给日后的事情埋下伏笔。
1937年初，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经过“西安事变”，也建立再次合作的共识。“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撤销郭沫若的通缉令，当天郭沫若乘船回国，参加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
回国数月，蒋介石成立政治部，任命陈诚做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做副部长，郭沫若是第三厅的厅长，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郭沫若不愿意做国民政府的官，觉得回国是参加抗战，不能替反动派卖命。
周恩来又找他谈话，意思是国共合作抗战，我党在国民政府要有工作的平台，郭沫若要是不做第三厅的厅长，那么副部长周恩来就是空架子，满腹谋略便没有施展空间。
郭沫若想想也对，就出任厅长，配合周恩来做宣传工作。而这个时候鲁迅已经去世，中国左翼文化界没有领袖，便缺少一杆聚拢人心的大旗，很多事情做不起来。比如鼓舞全国民心、抵抗日本的文化侵略、反击国府抹黑我党等等。当时，左翼文化界即便召集文人写文章勉强与右翼文化界对战，也因为没有领袖人物引领冲锋，显得力道不足。
于是左翼文化界不少人就说，鲁迅先生在的时候，经常有影响世界的作品问世，一呼百应，现在鲁迅先生不在了，但是鲁迅先生需要继承人。
周恩来向中央建议，郭沫若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将，社会地位足够。旅日时期成了文化宗师级人物，学术声望够高，可以做鲁迅的继承人。
中央经过讨论，认可了郭沫若，便在1938年做出党内决定，确认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这个决定，给日后“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名定下基调。
那郭沫若有没有完成任务呢？完成了，而且成绩还不错。1940年9月，蒋介石策划“皖南事变”的时候，就在重庆排挤郭沫若等文艺界人士，逼他们离开政治部的关键岗位，另外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主任委员，周恩来为指导委员，沈雁冰、陶行知等人是委员。
文化工作委员会不能做政治工作，只能研究文化，其实就是个领薪水的养老单位。但就是在这个养老单位，郭沫若写出《屈原》《虎符》《南冠草》等历史剧本，周恩来安排演出，讽刺了时政、激励了民心，在重庆反响很好。
那时候的郭沫若，其实是我党文艺战线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虽然战线不同，但郭沫若的工作性质，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将领们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