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小贩们的幸福生活

作为宋朝一个卖炊饼的小贩,武大郎过的是小康生活:租得起临街两层小楼,平时酒肉不愁。这样的生活不过是由武大每日挑几筐炊饼沿街贩卖挣来的,他一没有被收重税,二没有被衙役踢摊子,日子过得平静悠然。如若不是登徒子西门庆搅局,恐怕这一家人也能安乐祥和地把小日子过下去。

明朝小说中,并非只有这一个宋朝小贩形象。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回《卖油郎独占花魁》同样讲到南宋临安城里的一名卖油小贩秦重,说他靠卖油竟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把3两银子的本钱变成了16两银子。

或许有人说,这只是小说家言,不足为凭。但在宋朝史料中,并不难找到现实的例子。南宋人洪迈的《夷坚志》中便讲述了一名小贩的发迹史:“吴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于舒州宿松县,初以织草履自给,渐至卖油,才数岁,资业顿起,殆且巨万。”一个小贩靠织草鞋和卖油,才几年时间,就家财巨万,暴富之迅速,令人瞠目。宋人笔记中,南宋初期临安着名的小贩宋五嫂、李婆婆等也是靠着经营饮食摊发家致富的。

宋朝社会商业发达,在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各种各样的摊贩,无论桥头、城墙边还是街道旁,剃头的、卖甘蔗的、卖菜的、叫卖各种小吃的,应有尽有。

那么在宋朝,一个沿街摆摊叫卖的小贩,如何能过起幸福的生活呢?

想要买卖好做,首先不能总遭遇没事找事的衙役,商业的正常经营必然离不开政府的人性化管理和支持。

唐朝,商人只能在规定的地点即设有围墙的“市”内从事交易活动。坊市闭门以后及开门之前,无故行走者将受到被打20鞭子的处罚。

到宋朝,由于商业活动增加,城市布局已打破唐朝坊市界限,城镇和乡村集市均可随处摆摊开店,营业时间也不受限制。政府不但不予干涉,甚至还明令保护。

乾德三年(965年),宋太祖就专门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由于朝廷的保护,城市小贩更加活跃,“大街买卖昼夜不绝”。

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同样会遭遇与今天相同的问题:商贩侵街,影响市容交通。为此,宋朝政府设立了相当于现在城管的“街道司”。街道司虽然也有维持城市的卫生、整修与日常秩序的职责,但绝不会整天驱逐小商贩,闹得鸡犬不宁。

虽然小贩侵街占道问题屡禁不止,但朝廷顾及小贩的生计,一般不主张轻率粗暴地惩处小贩。如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开封府请撤民舍侵街陌者,上以劳扰,不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集思广益,绞尽脑汁,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在街道两旁适当距离,竖立“表木”,作为禁止侵街占道的红线。红线之内,允许设摊、开店,侵出红线之外就要受罚。

《清明上河图》里的虹桥两头就立有四根“表木”,桥上两边,小商贩开设的摊位,都在“表木”的连线之内,中间留出通行的过道。这样,既照顾了商贩的生计,又不致妨碍公共交通。

更难得的是,宋朝皇帝扩建皇宫和出巡都要顾及商贩的经营和市民生活。如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想扩建宫城,担心影响东京(今开封)市民的生计,便派殿前指挥使刘延翰等人去了解民意。

刘延翰等人当然不会搞什么听证会,也没有铺天盖地宣传这次民意调查的重大意义,但所得到的民意结果却是实实在在的。最后宋太宗“以居民多不欲徙”,取消了扩建计划。

康定元年(1040年),宋仁宗出巡。尽管当时街道狭窄,宋仁宗既未下旨拆迁,也没有诏令封路,而是命“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宋仁宗这等亲民作风,也为他身后赢得了“仁”的庙号。

做生意想致富,首先要有高利润。在宋人的笔记中,有经营为“逐什一之利”“逐什百之利”的记载,所以一般认为宋朝商业的平均利润率为10%左右。

但是,这只是平均利润率,很多商品的利润率远不止于此。让我们看看东京笼饼的价格变化轨迹。

据《春渚纪闻》记载,宗泽在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出任东京留守时,让自己的厨师按照市面上的规格制作了一批笼饼,经过测算,得出每枚笼饼的成本为6文钱,而根据宗泽的回忆,他在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年)初到东京时,每枚笼饼卖7文钱。

初看元佑六年每枚笼饼利润仅1文钱,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北宋后期东京粮价一路上涨,相隔36年后,建炎元年的粮食已是天价。

根据史料记载,宋哲宗执政后期物价一直上涨,到宋徽宗继位后更是物价暴涨,不可收拾。《宋史·食货志》记载了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东京的米价为“石二千五百至三千”。

宗泽就任东京留守正值靖康之难后,金兵初退,东京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尽管宗泽使用铁腕手段抑制物价,到建炎三年(1129年)米价仍维持在每升四五千的水平,已是宣和四年的100多倍。

因此,元佑六年的粮价应远低于建炎年间的水平。

米价涨落是粮食价格乃至整个物价起伏的风向标,而粮食价格是决定笼饼成本的主要因素。结合物价上涨幅度,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元佑六年一枚笼饼的成本可能不到建炎元年的一半,也就是说,成本不足3文钱,其毛利率接近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