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宋朝一个卖炊饼的小贩，武大郎过的是小康生活：租得起临街两层小楼，平时酒肉不愁。这样的生活不过是由武大每日挑几筐炊饼沿街贩卖挣来的，他一没有被收重税，二没有被衙役踢摊子，日子过得平静悠然。如若不是登徒子西门庆搅局，恐怕这一家人也能安乐祥和地把小日子过下去。
在明朝小说中，并非只有这一个宋朝小贩形象。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回《卖油郎独占花魁》同样讲到南宋临安城里的一名卖油小贩秦重，说他靠卖油竟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把3两银子的本钱变成了16两银子。
或许有人说，这只是小说家言，不足为凭。但在宋朝史料中，并不难找到现实的例子。南宋人洪迈的《夷坚志》中便讲述了一名小贩的发迹史：“吴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于舒州宿松县，初以织草履自给，渐至卖油，才数岁，资业顿起，殆且巨万。”一个小贩靠织草鞋和卖油，才几年时间，就家财巨万，暴富之迅速，令人瞠目。宋人笔记中，南宋初期临安着名的小贩宋五嫂、李婆婆等也是靠着经营饮食摊发家致富的。
宋朝社会商业发达，在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各种各样的摊贩，无论桥头、城墙边还是街道旁，剃头的、卖甘蔗的、卖菜的、叫卖各种小吃的，应有尽有。
那么在宋朝，一个沿街摆摊叫卖的小贩，如何能过起幸福的生活呢？
想要买卖好做，首先不能总遭遇没事找事的衙役，商业的正常经营必然离不开政府的人性化管理和支持。
在唐朝，商人只能在规定的地点即设有围墙的“市”内从事交易活动。坊市闭门以后及开门之前，无故行走者将受到被打20鞭子的处罚。
到宋朝，由于商业活动增加，城市布局已打破唐朝坊市界限，城镇和乡村集市均可随处摆摊开店，营业时间也不受限制。政府不但不予干涉，甚至还明令保护。
乾德三年（965年），宋太祖就专门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由于朝廷的保护，城市小贩更加活跃，“大街买卖昼夜不绝”。
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同样会遭遇与今天相同的问题：商贩侵街，影响市容交通。为此，宋朝政府设立了相当于现在城管的“街道司”。街道司虽然也有维持城市的卫生、整修与日常秩序的职责，但绝不会整天驱逐小商贩，闹得鸡犬不宁。
虽然小贩侵街占道问题屡禁不止，但朝廷顾及小贩的生计，一般不主张轻率粗暴地惩处小贩。如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开封府请撤民舍侵街陌者，上以劳扰，不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朝廷集思广益，绞尽脑汁，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在街道两旁适当距离，竖立“表木”，作为禁止侵街占道的红线。红线之内，允许设摊、开店，侵出红线之外就要受罚。
《清明上河图》里的虹桥两头就立有四根“表木”，桥上两边，小商贩开设的摊位，都在“表木”的连线之内，中间留出通行的过道。这样，既照顾了商贩的生计，又不致妨碍公共交通。
更难得的是，宋朝皇帝扩建皇宫和出巡都要顾及商贩的经营和市民生活。如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想扩建宫城，担心影响东京（今开封）市民的生计，便派殿前指挥使刘延翰等人去了解民意。
刘延翰等人当然不会搞什么听证会，也没有铺天盖地宣传这次民意调查的重大意义，但所得到的民意结果却是实实在在的。最后宋太宗“以居民多不欲徙”，取消了扩建计划。
康定元年（1040年），宋仁宗出巡。尽管当时街道狭窄，宋仁宗既未下旨拆迁，也没有诏令封路，而是命“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宋仁宗这等亲民作风，也为他身后赢得了“仁”的庙号。
做生意想致富，首先要有高利润。在宋人的笔记中，有经营为“逐什一之利”“逐什百之利”的记载，所以一般认为宋朝商业的平均利润率为10%左右。
但是，这只是平均利润率，很多商品的利润率远不止于此。让我们看看东京笼饼的价格变化轨迹。
据《春渚纪闻》记载，宗泽在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出任东京留守时，让自己的厨师按照市面上的规格制作了一批笼饼，经过测算，得出每枚笼饼的成本为6文钱，而根据宗泽的回忆，他在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年）初到东京时，每枚笼饼卖7文钱。
初看元佑六年每枚笼饼利润仅1文钱，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北宋后期东京粮价一路上涨，相隔36年后，建炎元年的粮食已是天价。
根据史料记载，宋哲宗执政后期物价一直上涨，到宋徽宗继位后更是物价暴涨，不可收拾。《宋史·食货志》记载了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东京的米价为“石二千五百至三千”。
宗泽就任东京留守正值靖康之难后，金兵初退，东京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尽管宗泽使用铁腕手段抑制物价，到建炎三年（1129年）米价仍维持在每升四五千的水平，已是宣和四年的100多倍。
因此，元佑六年的粮价应远低于建炎年间的水平。
米价涨落是粮食价格乃至整个物价起伏的风向标，而粮食价格是决定笼饼成本的主要因素。结合物价上涨幅度，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元佑六年一枚笼饼的成本可能不到建炎元年的一半，也就是说，成本不足3文钱，其毛利率接近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