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1043年），柳永调任泗州（今安徽泗县）判官（地方长官的僚属，辅理政事）。时柳永已为地方官三任九年，且皆有政绩，按宋制理应磨勘（官员考绩升迁）改官，但竟未成行。柳永“久困选调”，是年秋，进献新词，因有“太液波翻”等语，不合圣意，改官无果而终。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副宰相），颁行庆历新政，重订官员磨勘之法，柳永投诉，才得入京任着作郎（掌修纂日历，撰写碑志、祝文、祭文等）。皇佑元年（1049年），转官太常愽士。次年，改任屯田员外郞（掌屯田、营田、职田、学田等诸事，从六品），后以此致仕（退休），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皇佑五年，柳永与世长辞。
史载柳永的轶闻典故有“奉旨填词”、“白衣卿相”等。奉旨填词说的是，柳永作新乐府，为时人传诵，仁宗洞晓音律，早年亦颇好其词。但柳永好作艳词，仁宗即位后留意儒雅，对此颇为不满。临进士放榜时，仁宗引用柳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遂刻意划去柳永之名。此后柳永不得志，遂出入青楼歌馆以自遣，自号“奉圣旨填词柳三变”。白衣卿相说的是，柳永年轻时应试科举，屡屡落第；即暮年及第，又转官落魄，终官不过屯田员外郎。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便以毕生精力作词，并在词中以“白衣卿相”自诩。表面上看，柳永对功名利禄不无鄙视，但骨子里还是忘不了功名。柳永是矛盾的，想做一个文人雅士，却摆脱不掉对俗世生活和情爱的眷恋；而醉里眠花宿柳的时候，却又在时时挂念自己的功名。然而仕途上的不幸，反倒使他的艺术天赋在词的创作领域得到了充分发挥。
据传，柳永死时一贫如洗，无亲人祭奠。歌伎们念他的才学和痴情，凑钱替其安葬。每年清明节，又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世称“吊柳七”或“吊柳会”。
柳永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家，存世词作有《乐章集》等。作为北宋着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运用晚唐和五代民间曲子词的形式，以“赋法入词”，铺叙展衍，大胆创新，创作了大量的长调慢词。在创作过程中，他摆脱五代花间派刻镂雕红浮靡之风的影响，用自己亲身感受写下了多方面题材的作品，如《迎新春》云：“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萧鼓。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生动描绘了帝都的繁华，鳌山灯节的热闹和市民狂欢的情景。《望海潮》描写杭州的景色，即有“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清丽，又有“云树绕溪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的壮观。从唐到宋，一般文人士大夫因不甚熟通音律，词的形式多为单调的小令或中调，柳永扩大词的规模和领域，又“变旧声作新声”，遂使慢词长调，“始行于士大夫间”，以致后来的大词家无有不受其笼罩者。宋人王灼曾说：沈唐、李甲、孔夷、孔榘、晁端礼、万俟咏等六人，“源流从柳氏来”。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人，也无不受惠于柳永，柳永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
柳永未入仕前，敢于蔑视传统礼教，大胆和民间乐工、歌女等艺人接触，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所思所想，为他们谱写了大量弹唱的新词。这些词感情真挚、语言通俗，如在《雨霖铃》中，用“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表达与佳人怅别情景，脍炙人口，千古传诵。又如《凤栖梧》词云：“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然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把无限愁情蕴含在无言之中，使草色烟光染上感情色彩。由于柳词“善于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自然”，因而深受民众喜爱。
柳词风行一时广为传唱，词家对其评论最多的是其“俗”的特点：柳词之俗，突出表现在其通俗易懂，大胆率直及浓厚的世俗情味。清人宋翔凤说：“耆卿失意无聊，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但仅以“俗”字视柳词，则未免偏狭。苏轼曾说：人皆言柳耆卿俗，然如“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高处，不过如此。苏轼能从柳词中发见其高华深雅之境界，不独在推赏柳氏之一词一语，更在振聋发聩，张扬一种登高望远的逸怀浩气。苏轼之论，对启发人们透过“俗事”、“俗情”，以发见柳词之“雅”，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亦俗亦雅，雅俗相兼，平处明白家常，高处清劲浑雅，举首放歌，这正是柳词独具的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