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的演出中，黄世仁、穆仁智就被当场枪毙了，观众人心大快。解放区也逐渐刮起了一股《白毛女》旋风，延安唱红了，陕北唱红了，解放区唱红了，全中国唱红了。一部戏，能那样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那样脍炙人口，证明它在艺术上是成功的。
新中国诞生前夕，电影编导水华和王斌邀请生在平山长在平山的作家杨润身参与将歌剧《白毛女》改编为电影。杨润身对我详细讲了影片《白毛女》的创作过程，他说：“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情感，在情节上提了一些再创作建议，如歌剧中的杨白劳到腊月外出躲债，而我的父亲当年却是豁命挣够欠地主的利息，主动向地主还息。按照统治阶级的规矩，穷人还清债息，就可以安度春节。杨白劳、喜儿、大春儿三个劳力完全可以还清黄世仁的债息，躲债有欠真实。我就与两位编导商讨，杨白劳由躲债改为主动还息。黄世仁为霸占喜儿，强词夺理，要求本利全收，逼杨白劳走上绝路，这样才更加接近真实的生活。
”又如，应使大春与喜儿的爱情更加丰满，更加鲜明，这样才能更加动人，更加真实。我与两位编导反复探讨，统一认识，将本家姑姑出嫁前将辫子挽成发髻的情节给了喜儿，又多了大春为喜儿摘柿子，在悬崖中砍柴，相亲相爱的情节。他们的爱情更加丰满，也使黄世仁的罪恶更加显而易见。
“杨白劳决定喝卤水自尽，他看着喜儿睡着了，心如刀绞，接下去，歌剧中的杨白劳有一大段唱词，我感到对剧情有所冲淡，就向两位编导提出，把杨白劳的大段唱词删去。那么杨白劳是否还有话可说呢？于是水华扮演喜儿，我扮演杨白劳，看一看按情理是否有什么话说。我很快泪水不止，没有任何语言能表达内心之悲苦。水华是颇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很快进入角色，也同样只是落泪罢了，于是我们就定下让杨白劳只以眼泪来表达与喜儿的诀别……”
杨润身还讲了他在村剧团排演《白毛女》遇到的一些情况和群众的反应，接着讲述了影片拍摄的情况，他说：
“文学脚本脱稿，我随摄制组到平山县拍摄外景，总摄影师吴蔚云感奋地说，白毛女故乡的山水如桂林的山水一样秀丽！扮演喜儿的田华说白毛女故乡的姐妹们像她的亲姐姐一样可亲！乡亲们积极地协助拍摄。扮演大春的李百万和扮演喜儿的田华进山砍柴，李百万下不得百丈悬崖，年逾花甲的刘道士便自荐代替李百万扮作大春在悬崖里豁命飞来飞去地砍柴，不要分文报酬。柴庄村的十多位贫苦农民参与收割交租的拍摄，近一个月不能回家去收秋种麦，摄制组对他们给予报酬，人人拒绝，表示拍摄《白毛女》电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是他们应尽的责任。”
我说：“现在有些人对《白毛女》进行种种改编，甚至说黄世仁的原型是个大善人，杨白劳是个吃喝嫖赌的混混儿，您知道吗？”
杨润身说：“我自己就遇到过，有位先生找到我说，黄世仁不是强奸喜儿，是喜儿勾引黄世仁，强奸不会怀孕有孩子。这不是很可笑吗？……”
我说：“他们的目的就是宣扬《白毛女》是不真实的，是为阶级斗争编造的。”
杨润身愤恨地说：“《白毛女》不真实吗？我的父亲就是杨白劳那样的穷苦农民。我亲眼看见了众多受剥削压迫的农民的凄苦，我的远房五爷爷勤劳仗义，为多户贫苦叔叔揽账，20多亩沃土落入地主手里。他59岁时的农历小年，五奶奶埋怨他，过大年也吃不上白面饺子。他愤然跳井淹死，大人孩子为他掉泪。我的本家庆和哥欠了地主的重债，日子难过常常拿庆和嫂出气。一天，庆和嫂在我家的石碾上推碾，庆和嫂不留心，让一只公鸡吃去了几粒玉米粒儿，碰巧被庆和哥看到，庆和哥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三拳两脚。庆和嫂不哭不闹，回家抱起不满一岁的女儿一块投井自尽。庆和哥也要跳井，被邻居们拉住。在那十家灯火九不明的旧社会，年年农历腊月都可看到被逼无奈的贫苦农民的眼泪，村村都可听到送葬的伤心的哭声。”
杨润身最后说：“我是影片《白毛女》的主创者之一，黄世仁是一个艺术典型，它概括了许多地主的恶行，哪里有一个大善人原型？哪一位参与创作的人这样说过？编造黄世仁是大善人的人就是美化地主阶级；同样，杨白劳也是一个艺术典型，他概括了许许多多受剥削受压迫农民的命运，也没有一个什么原型。污蔑杨白劳吃喝嫖赌的人就是丑化劳动人民，他们是想否定民主革命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