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名字。
只知道自己姓徐。10岁前，在父母跟前，依排行，被唤作“二毛”。不满十岁，作为童养媳，跨进邓家门槛，依照未圆房的丈夫排行，改作“四毛”。这个“毛”字，念轻声，是尾音，衬词，无实际意义。
这个被未来的婆婆和嫂子们唤作“四毛”或者“徐四”的小女孩，就是我的祖母。她们对黄皮寡瘦的“四毛”，没有一点好感。
那时候，女孩子最要紧的是要有一双小脚。这件本来由母亲或姐姐帮助的事情，离家后由婆婆和嫂子来“帮忙”，执行过程中就多了几分残忍，少了几分温柔。“帮忙”的人恨不得毕其功于一役，将手中的白布勒紧、勒死，把正在成长的骨头勒碎、勒酥。她忍住钻心的疼痛，痛得在床上打滚，但是不敢哭出声。因为她懂得，小脚就像女人的衣饰，这份苦，必须吃。
日常生活中，洗衣、煮饭、做针线，农忙时节插秧、割谷、收麦，她一样都不少干。数九寒冬，家里其他女人，都不想起床做饭，婆婆吼：“四毛，把黄心菜和蒜苗拿到塘里洗干净！”她赶紧揉揉发涩的眼睛，把菜提到池塘边，砸开冰窟窿，在水里一片片地摆净，任刺骨的冰凉，穿透全身。炎炎烈日的三伏天，棉花和荒草竞相成长，大嫂不客气地喊：“徐四毛，你再不去媷草，草都把棉花埋住了，看你冬天穿啥？”男人赶早打柴，鸡叫三遍起床煮饭的是她；逢年过节，一家人衣物缝洗浆补，熬到半夜睡觉的还是她……
她隐忍着，隐忍着缠小脚钻心的疼痛，默默地做家务；她盼望着，盼望着在外当兵吃粮的夫君，早日回家圆房，为自己撑起一片天。
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等来的，是一个晴天霹雳：丈夫为避战乱，独自去了江西，并在那里娶妻生子。
她想逃离这个世界，可是眼前身后已没有任何退路。
娘家仅剩一个未成年的弟弟，没有其他亲人为她撑腰，她没有地方可以去。命运留给她的只能是暗自饮泣。
她承认，这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
公婆征求她的意见：以邓家女儿的身份，把她嫁出去。
她说：我生是邓家人，死是邓家鬼，哪儿也不去！
公公最后确定，由她独立门户，把大儿子家的老三过继立嗣，为她养老送终。
就这样，一位没有事实婚姻的女孩，经过家族成员之间一个庄严的仪式，突然间由受气的媳妇，变成了执掌家庭的一家之主。从此，她不仅要履行母亲和婆婆的职责，还要守住这份家业，让这个家庭血脉延续。
我不知道，祖母当时是怎么想的，她对于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是否有足够的认知。管“儿子”，有现成的家规礼数，有远亲近邻的帮助，相对容易。可当婆婆管儿媳妇，绝不是一件小事。新社会的女孩子，接受了自由平等的观念，再用“三从四德”的观念要求她们，肯定不现实。加上儿媳妇性格刚烈，不愿意服从指挥，日子便过得疙疙瘩瘩。
我的出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矛盾。深夜子时，当我亮着嗓子挣扎着小手向这个世界报道，祖母将我的乳名定为“光”，学名最后一个字叫“太”。宗亲说，祖母完成了延续邓氏血脉的任务，孙子为她在去世的公婆面前，争了光，还要让孙子铭记曾祖父母（我称太太）的恩德。祖母听到这种议论，始终微笑不语。
身材魁伟、性格内向、为人谦和的父亲，夹在两位亲人中间，既不能和养母顶嘴被视为不孝，也不能压着妻子不让她说话，整天沉默不语。1966年，信阳大旱，父亲在车水过程中，因劳累过度，离开人世，距离我出生，仅仅964天。
没有男人的家庭，顿时失去了顶梁柱。
无论如何，日子还要过。母亲忙于应付田地里的体力活，平常带我的任务，就落到祖母身上。我自出生100天开始生病，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总感觉肚脐眼往外冒热气。祖母在厨房里，取3根筷子，放在盛一小半水的碗里，撩起水让筷子在碗里站立起来，嘴里不停地祷告，求阴间的先人保佑我孙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您的恩德他永世不忘，等他长大为你们烧纸敬香。疾病导致营养不良，我整天一副病恹恹的样子，祖母三天两头请大夫到家里来，不是给我扎银针，就是让我吃中药。母亲后来说，为我熬过的药渣，够装几麻袋。因为肠胃还好，我吃饭比较挑剔，只吃米不吃面。祖母便想方设法找来大米，熬成汤，一勺一勺地喂。
母亲还完了父亲去世时家里欠下的债务，另外组建了家庭。我便成了祖母身边唯一的依靠。1969年泼河水库建成蓄水，我和祖母被异地安置到10多里外的大余湾。
按照政府规定，我和祖母属无劳动能力、无生活保障的“五保户”，可是搬家后，吃、穿、住、医到最后的葬，一样也没有保。祖孙俩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住房，暂时借住在村民家，夜晚，一只蜈蚣爬进被窝，把我咬了一口，无法止痛，我硬是啼哭了一天一夜；搬家时，原来的生活用具被损坏，只好东拼西凑或者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