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紧紧地抱着杨奶奶，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可以感觉到她身上几乎全都是骨头。她的床，垫了一层又一层的褥子，那是因为她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垫多少层褥子她都觉得硌得疼。
时机也许不合适，但我真的很想知道，这几个月她过得怎么样。于是，我问她：“您最近好吗？”杨奶奶的反应却让我意外。她突然甩开我，去了厕所，然后在厕所放声大哭。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有点儿自责。
杨奶奶在厕所哭了十几分钟，我就拿着小板凳坐在厕所门口。她出来，拉着我的手，说：“没什么，谢谢你问的这个问题，让我有理由发泄一下。”
杨奶奶告诉我，她在香港这几个月，每天吃药、输液、放疗、化疗，每天吐，吐到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在吃还是在吐，血都变成了黑色，尤其是化疗后的日子，更是不堪忍受。但她还是忍着，既然当初决定不让女儿的梦破碎，那就不想回头了。
“我每一次都想和春杨说，算了吧，妈真的支撑不下去了。但看着她每天来医院，看到我化疗就以为我的身体会好起来的那个兴奋劲儿，我就说不出口了。”当香港的医生也劝她放弃的时候，我终于感觉自己熬到头了。“杨奶奶很平静地说。
我的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回家的路上，我戴着太阳镜，一直在哭，不仅是因为这是我和杨奶奶的最后一面，更是因为我在想：作为子女，我们真的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吗？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父母的现状吗？一定要如此吗？当我们看着自己的亲人把死亡当成”熬到头“时，我们真的还是不能接受死亡的逼近吗？不管我从理智上多么理解春杨，在那刻，我都是恨她的。
杨奶奶在4天以后去世了，春杨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追悼会的时间，她非常希望我去参加。
春杨是个单纯的姑娘，她希望我去送别她的母亲是真心的，她感激我一直陪伴着她的母亲也是真心的，她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她的母亲活得久点，这更是真心的。她没有错，杨奶奶也没有错。
追悼会上，亲友们劝春杨节哀顺变，她说：”至少我问心无愧了。“
”春杨，你让你的母亲接受过度治疗，是为了她还是为了你？“这句话，我当然没有说出口，只是远远地看着悲伤的春杨，我心里有了这样的疑问。杨奶奶的事情给了我很大的触动，直至现在都深深地影响着我。那个我们不能和老人谈论的话题，是老人真的不能接受，还是我们以为老人不能接受？杨奶奶说得太对了，哪个老人没有想过自己会死？每天有人和你说着谎言，那种感受究竟是什么？带着很多的疑问，我继续服务其他的老人，杨奶奶在我心里，像我的一位朋友，在冥冥之中仍然可以和我交流，我们仍然可以互相热爱。
两年后的一天，春杨给我打电话，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有些意外。我寒暄了几句就听到春杨在电话里哭得很伤心，我问她怎么了，她还是抑制不住地哭泣。后米，她告诉我，她得了乳腺癌，但情况还好。
为了缓和气氛，我调侃她：”那你哭得那么伤心干吗？“她说：”我对不起我妈。“
我大致能够猜到她可能是因为自己接受了一些治疗，很痛苦，所以现在终于可以对她母亲的痛苦感同身受。后来我说：”我去看看你吧。“
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出院了，在家休养，看上去还是很虚弱。
那天，我们很少谈她的病，我们谈得更多的是她的母亲。说到她控制不了自己的泪水又不想让我尴尬的时候，她就走开，走到她母亲的遗像前，每次都说相同的一句话：”妈，对不起，女儿让您受苦了。“
”我现在化疗的痛苦估计不及她的十分之一，她当时得受多少苦。“春杨一边哭一边说。
”你那个时候不懂，只是想着去尽力给母亲医治，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只是爱的方式可能错了。“我安慰春杨。春杨抱着我又哭了很久，我想，今后她不会再错了。
很多时候我们把”犯错误“看得太重要，可事实上，虽因错误而造成了一些伤害，但或许我们获得了更多。后米，春杨经常来找我，不谈杨奶奶的痛苦，只是问我，我和她母亲最后都谈了些什么。我也一一对她讲了，她总是会心一笑。她说：”我不想在后悔中度过，后悔没有任何意义。至少我从你这里知道，我的母亲是那样坦然，我也是欣慰的。“
春杨问了我很多关于临终关怀、医疗选择和死亡的问题，我回答时，她还做了笔记。我知道，从此以后，春杨将会是不一样的春杨，而杨奶奶在天之灵，也定会喜笑颜开。她所受的苦，换来女儿的成长，她会觉得是值得的。
（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遗愿清单：一个临终关怀工作者的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