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再看看它的模样，我加快步伐，急急地走到门口，似会见久未谋面的恋人，充满期待，浮现出昔日的一幕幕。近了、近了、更近了。我不敢抬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这家母亲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小店，见证了我的少年、中年，这人生中的最美。它已然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低着头，从它身边走过。不去瞧它，哪怕用一点余光。生怕它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清晰地记得，和门口正对的大货架是生活用品。左边第二层第一个框子里有牙膏，第三框是塑料胶带……玻璃柜里有电器，右边的货架上全是文具，左边矮架上有各种食品。还有那排绳子上挂着笔袋、跳绳、篮球……闭着眼睛，我都能为每一位顾客找到需要的货物。
不足五十平米的小店，母亲整天擦擦洗洗，归整货物，柜台的每个篮子、笔筒、糖果盒……位置摆放，色彩搭配，都经过她的精挑细选。这家小店，是母亲半生的心血，生活的慰藉，生命的寄托。
母亲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七个姊妹，她排行老三。童年正是农业合作社时期，七十年代的农村，集体化时代的农民，靠挣工分过日子。每家每户的口粮，都按工分多少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不养懒汉，谁家出得劳力多，年终分红分得的粮食就多。那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粮食亩产只有二三百斤，辛苦一年分到手的粮食，巧妇也需精打细算，干稀合理搭配，两顿饭还要夹杂大量的野菜，勉强维持不至于饿死。对付着吃到麦秋。外婆家十张嘴，吃饭是头等大事。挣工分比念书重要。母亲和小她一岁的三姨轮流进学堂，早晨母亲上学，三姨上生产队挣工分。下午三姨上学，轮到母亲挣工分。有时又是一人上一天学。节假日，则两个人同时挣公分。
七八年，土地分化后。她们上学生活才正规化。八〇年，母亲考入高中，这也竟然为她学习生涯画上了句号。因为七块五的学费对外婆家来说，是天文数字。下面四个姊妹要上学、吃饭，母亲开始了打工。那时没有打工这一时髦的说法，实则是给学校的食堂做饭。二十岁那年，遇见父亲，次年结婚。
父亲和母亲有着相似的命运，高中毕业的他，也只能挣工分务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伯和二伯分家单过，三叔和五叔都成了“公家人”（有铁饭碗的人）。只有父亲承担了全家几十亩的土地，没日没夜地钻到地里面，挨饿的日子他过怕了。这期间，家家户户粮食丰收，十里八村的乡亲要去很远的县城磨面。父亲就在村里开了第一家磨坊。记忆中，父亲成天白衣白帽，连眉毛也是白色的，只有那双眼睛血红血红。轰隆隆的磨面声伴我入梦、梦醒……
九十年代，打工浪潮的兴起，庄稼人扳指一算，种地不合算，打工钱换的粮食比种地多好多倍。吃饭问题解决了，手里也有闲钱。磨坊自然走到了尽头。父亲也加入打工大军。
见了外面的世界，父亲为母亲在小镇上开了家杂货店。后来，我要在县城上高中，母亲将杂货店开到了学校附近，以文具为主。
每天清晨五点左右，母亲起床打扫卫生，规整货物。与其他它冷冰冰的店截然相反，母亲的店永远充满温暖的烟火气息。学生们怕老师责备，喜欢将多带的衣服、小玩意临时存在店里，放学来取；下雨了，送伞的家长也常把伞送到小店；有学生要泡桶面或奶茶、母亲忙烧着滚烫的开水；有拿面包或笔墨纸砚，半天兜里摸不出钱的，母亲一笑而过，说下次再补，如若人家真来补，她早已忘记是哪天的事情；不能按时回家或着急找家长的学生，母亲的电话他们随时使用，分文不取。甚至有体育课撕烂了裤子的孩子，也会找母亲缝缝补补……正因为母亲的宽厚，仁慈，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毕业了，临行前或假期归来，还会特意找母亲买学习用品，母亲的小店一直是熙熙攘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