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没闲过一天。绝大部分人家除夕只有贴春联这一件事了，可我家不一样。除夕和大年初一去场里铡草基本是我家的专利。纵使我们有千般万般的不情愿，我们还是跟父亲去了。人家大人孩子都在家过年，我们还得灰头土脸地忙忙碌碌。
我家十口人，曾经是全村人口最多的人家。无论父亲怎样没冬没夏地劳作，都满足不了一家老小的吃穿和开销。父亲想尽办法，拼尽全力。早春树木发芽开花的时节，父亲爬到东院的大洋槐树上，拿着斧头把树枝全部卸下来，奶奶、娘，还有我们姐弟在树下把父亲卸下来的树枝上的槐花一串串摘下来，晒干。小时候，洋槐花菜吃得够够的，但也确实让我们填饱了肚子。父亲还带着我们去下河滩、下河沟捋杨树上的杨树芽，杨树芽用开水焯过，虽还有淡淡的苦味，但经奶奶的巧手，放上葱花、大蒜爆炒，依然喷香可口。
那年月，我家一年四季都摆脱不了“借”字。借锅碗瓢盆，借犁耧锄耙，借米面油盐，无所不借。春荒时，父亲出去几十斤上百斤地借粮，等到下季粮食下来了再还上。为了满足我们的上学、穿衣，父亲还经常去村信用站秋香姐那儿贷款。一次三五十块，或百八十块，贷了还，还了贷，周而复始。
严父慈心
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但父亲说话从来不带一个脏字。这一点对我来说是一个谜。一个遗腹子，应该是少调失教的，父亲却知书达理。在我的记忆里，好像仅挨过父亲的一次打。父亲对我们姐弟，虽然不打不骂，话也不多，但在家里不言自威、不骂自威、不打自威。在家里，父亲有绝对的权威和威严。我小时候觉得，只要父亲在家，空气都是凝固的。父亲在家的时候，我们大气都不敢出，更别说大声说话和欢笑了。父亲脾气躁，日子过得也艰难，无名火都发给了娘。父亲和娘生气的时候，我总感觉是世界末日，痛不欲生。
父亲有个性，是非分明，爱憎分明。在外面接触认为对的人，无论穷富，死心塌地地交往。若遇到自己看不惯的人，看都不想看一眼。父亲对这种看不惯的人，从不妥协，从不变通，死磕到底。父亲的这种一触即发的性格和对人对事非黑即白的认识，也的确在与外人的交往中产生了不少误会和矛盾，但我们毫无办法。
父亲有几个穷朋友，上庄村西崖根的抓子伯是父亲交往最深的朋友。抓子伯家在上庄村应该是最穷的人家了，但听父亲说，抓子伯也是个孝子。西崖根离我家三里多地，父亲和抓子伯经常走动。父亲在抓子伯家聊天儿，坐到深更半夜才往家赶。抓子伯去铁门赶集也经常拐到我家和父亲聊天儿，一坐就是大半天。
长大后，父亲的坏脾气和令人生畏的性格渐渐离我而去。父亲话少，我的话更少。我在家面朝黄土背朝天，当了几年地地道道的农民。我跟着父亲，种小麦、玉米、谷子，红薯、西瓜……我学会了地里活儿、场里活儿的各种把式。刚开始干农活儿的时候，没少受父亲的气。父亲在科研站时养成了精益求精的习惯，很难改变。种小麦时扒畦，父亲都是要放线的，力求做到横平竖直。娘和我们姐弟若做得不规整，父亲只要一变脸我的心里就咯噔一下地难受。犁地和种麦时牛不听使唤，我有时对父亲的吆喝也反应不过来，父亲立马就发火了。才学场里活儿时，父亲拿木锨扬场，我拿扫帚掠场。我跟不上父亲的节奏，父亲的一锨麦粒扬起，我的扫帚刚好上去，麦粒刚好落在我的扫帚上，父亲气得直跺脚。让父亲最生气的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科研站解散后，父亲还和一些农业科研单位保持着联系。那些年，父亲承担着洛阳地区农科所的小麦拌种试验，一年所里给四十块的费用。在装拌过种的种子袋时，我不小心把标签装错了。父亲气得脸色大变，吼我的话我一字不差地记着。随着我和父亲的长时间磨合，我俩不论干什么活儿都能非常默契地配合了。在地里干活儿时，我和父亲可以不说一句话。犁地时，我扶犁，父亲撒肥；栽种时，我刨窝，父亲栽苗；扬场时，我拿木锨，父亲拿扫帚。我和父亲可以整晌不说几句话却把农活儿干得井井有条。记得在西坡根儿坡边地干活儿半晌休息时，我和父亲坐在坡边的石头上，父亲和我聊天儿。父亲聊国家大事，聊农时、农活儿，也聊孝道。父亲说半天，我嗯一声。那时，我心气正高，还处在叛逆期，父亲的话和观点我都不感兴趣。父亲看我没兴趣，话也说得越来越少。那几年，娘给我捎过几次话。娘说：“你爹老想跟你说话，你就是不吭声，你跟你爹说说话吧。”娘的话说得我的心里很难受，但娘越这么说，我越张不开嘴。我和父亲说话就越来越少了。后来，我每当听到《北国之春》里“家兄酷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这句歌词时，我都会瞬间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