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口味简单，但要求很高，他最喜欢吃母亲做的炒大肠和三杯鸡。父亲说母亲做的炒大肠简直跟红枣一样，又红又亮，紧紧的、圆圆的。三杯鸡则是我们江西的家常菜，鸡里放一杯酒、一杯酱油、一杯麻油。
母亲虽不是大美人，但十分可爱，特别是她的幽默诙谐，为大家所喜欢。母亲的鼻子很大，用我们江西话说，就是“鼻子大，心不坏”。有个算命先生给母亲算过命，说母亲的鼻子大，是福相，嫁了秃子，秃子会长头发；嫁了穷人，穷人会发财。但凡以后她跟父亲吵嘴时，就会一边打自己的鼻子，一边说：“把鼻子打掉，把鼻子打掉。”意思是不再让父亲有好运气。母亲的乐天，主要得益于小时候外公的宠爱。
1931年8月的一天，徐悲鸿到南昌小住，父亲在朋友的引荐下去江西大旅社拜访了他。隔日，徐悲鸿到父母住处回访，当场画了幅《鹅嬉图》，画面上有只大白鹅，头顶一抹朱砂，引颈向天，红掌下几茎青草。父亲用别针把它别在中堂画上，然后送徐先生回旅社。母亲在等父亲回来的间隙，铺纸磨墨照画临摹了一幅，兴犹未竟，在青草地上又添了一只大鹅蛋……次日清晨，记者拥进家里，因前日他们没带相机，这日特意赶来拍画。母亲把自己临的画拿出来，一位记者惊叫起来：“昨天未见有鹅蛋啊，今日倒下了一蛋，神了！”母亲抿嘴一笑：“张僧繇画龙点睛，龙破壁而去；大师神手画鹅，昨日肚里就有了，一夜过来，自然生下了。”母亲的乱真之作和幽默风趣令记者大为倾倒。
这类事情不止一件。有一天，父亲回到家里，帮佣的人告诉他，有位王先生等了他好久。父亲过去一看，只见这位先生戴着瓜皮帽，留着小胡子。父亲就问：“您是哪位？”这位先生说：“我认识你好久了，你怎么不认识我呢？”父亲愣在那里，怎么也想不起来。结果王先生“扑哧”一笑，原来是母亲假扮的。母亲的幽默名声在外，许多画商、古董商都说，画家太太中，傅抱石太太是“天下第一有趣”。他们看到母亲往往比看到父亲还要高兴。
父亲从来没有让母亲穷得没饭吃，甚至对母亲的情绪变化也都很关心。母亲是父亲心里的第一人，只要一出门，他就开始给母亲写信。在日本留学时，父亲差不多隔天就写封信，不论什么细节，比如新居里家具的位置，比如与朋友相聚时各人的座次，都会写信告诉母亲。后来，在与江苏画家作两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时，也是日日或隔日写信。当时同去的年轻画家中有一名新婚者，也只写了十来封，而父亲写了三四十封，让同行者感慨不已。父亲不论出差还是出国，总会精心为母亲挑选衣物，而且只为母亲一个人买。在罗马尼亚的商场里，父亲为母亲挑大衣，找了身材与母亲相仿的女售货员左试右试，才选定。
父母的感情很好，他们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记得有段时间父亲住在楼上，母亲住在楼下。晚上，母亲总要端一杯茶送父亲上楼睡觉，过一会儿，父亲又送母亲下楼来。可他们说着话，不知不觉地，母亲又把父亲送上去，他们常常这样楼上楼下送来送去，我们看在眼里，在旁边笑个不停。
二姐在一篇回忆父母生活细节的文章中写道：“南京的夏天特别闷热，我们全家在院子里乘凉，母亲常常穿一套半新不旧的黑绸衫裤，睡在小竹床上，父亲就坐在母亲身边，手里摇着扇子。两个人一边说话，父亲一边帮母亲捶腰，往往捶至深夜，直到母亲睡熟。”母亲的腰病是生二姐时落下的，二姐有多大，父亲就帮母亲捶腰捶了多少年……母亲在父亲逝世20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声情并茂的文章，谈到父亲的家庭责任感。母亲写道：“在家庭，他上对老母，下对儿女的关心全都无微不至，有时甚至使我感到有些过分。他哪怕离家只有3天，也必定有两封信寄回来。有时人都到了家，他进门便问我：‘今天收到信了吗？我说没有。他却有把握地说：’信太慢，在路上，不相信，你等着看，邮递员马上便会送来的。真教我好气又好笑。他一生离家的时间，加起来也不满5年，家信却有一大皮箱。”
父亲有一个自定的规矩：如果不是出差在外，一定给母亲过生日，买礼物，然后给母亲画张画。而他自己从来不过生日。
父亲是1965年9月底去世的。那年夏天，他去湖南出差，当时血压已高得不得了。跟随父亲一起去的学生写信告诉母亲，说晚饭时父亲喝了很多酒，尽管很晚了，但仍说有件事不得不做。因为那一天是母亲的生日，他要给母亲画张画，那是一张很漂亮的扇面……父亲去世得很突然，顶梁柱一倒，母亲就觉得天崩地陷，一个月内完全不知所措。她从前不是一个能独立处理事情的人，但自那以后，母亲忽然具备了这种能力。
（摘自北京出版社《中国绘画史纲》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