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到下午4点，人胜了，洪水输了。
回到团部，团长才发现汽车兵刘轶已经48个小时没有合眼，不知扔了多少沙袋，不知开了多少路程。
因为刘轶的出色表现，团部评他为“优秀战士”，并批准了刘轶的入党申请。
突然要开始双线作战
因为上海急救队的规范、高效和顶真，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刘轶所在的上海援鄂急救队要接受双重领导：中国红十字会和武汉急救中心。上海急救队成为唯一一支双线作战的急救队。
任务更重了，外转运加上同济医院内转运，急救车来来回回马不停蹄，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有时候一天要开6个小时的车。大家只想着用最快速度把病人转移到定点医院。
最忙时，上海急救队一天要出车30趟，最长的距离是70公里。每天运送病人几十甚至上百个。大清早出车，有时候回驻地已经晚上10点多了。什么时候用餐？什么时候上厕所？什么时候饮水……这些都很“奢侈”，能忍则忍，能熬就熬。为此，他们尽量少喝水，尽量不小便，即使要小便也拉在纸尿裤上。
按规定，一辆急救车必须配备一个驾驶员，一个医护人员，一个担架员。那个时候是“战时”，担架员都没有了。刘轶除了做驾驶员外，还要下车当担架员。
要把病人抬上救护车，或者送到病床，此时，脸对着脸，手勾着手，不是零距离接触，而是亲密接触了，感染的风险非常大！可刘轶他们早已经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第7天出征前，跟车的内蒙古陈护士告诉刘轶：呼和浩特寄来的防护服收到了。刘轶竖起大拇指。
原来，第一天出征时，刘轶发现内蒙古来的医生护士竟然没有带防护服，赤手空拳，就一只口罩。
上海队员带来的320套防护服，如果让内蒙古医护一起用，一天32套，10天就用完了。怎么办？两难。刘轶一咬牙：“你们先借着穿吧，我们是一辆车上的战友，命都绑在一起了！”
刘轶帮陈护士拉上拉链，贴上胶条。她好奇：“刘队，你怎么那样熟练呢？”
其实，2009年中国暴发禽流感时，刘轶就已经“操练”过无数遍。那时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接到任务，在浦东国际机场设立点，专门在口岸检查旅客发热，一旦有禽流感症状，立刻送医院。
刘轶在浦东国际机场穿了半年的防护服，在宾馆住了180天。天热，穿上防护服，密不透风，半分钟全身湿透。水，没法喝；空调冷气， 吹不进来，他就这么坚持着，直到禽流感流行结束。
刘轶回过头来想想，自己似乎老是在险境中穿行，老是面临着危难。
一次，救护车往火神山疾驶，跟车护士报告刘轶：“病人心电图显示心律不齐，意识模糊了。”刘轶立刻加大油门，车到火神山，他立刻用扩音器喊话：“快快安排救治，病人不行了！”
医院医生跑出来，把病人推到重症救护室抢救。刘轶吁了口气：病人生命体征还在。用老百姓的话说：还有救！
还有一次，刘轶开车送一位重症的老太到医院，可是老太怎么都不肯下车： “我们家老头呢？他送到哪里去了？他是不是死了？”
刘轶反复解释，说后面马上就到了，说你家老头跟你不是一个病房的，所以 没安排一辆急救车送……没用，老太就是不下车。刘轶只能开车再去接老头。老夫妻俩见面了，老太才下了车……
刘轶和他的伙伴们就这样和时间赛跑，和生命赛跑，一往无前，义无反顾。
在武汉执行任务的40天里，上海急救队一共出动738车次，平均一天要跑18次。他们驳运过2626个新冠病人，其中重症255人，轻症2731人，没有发生过一次车辆安全事故。
40天之后，当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渐渐好转，刘轶带队的赴武汉急救任务也就告一段落，8位经过生死考验的战友顺利返回上海。刘轶也完成了心愿：第一，圆满完成武汉的急救任务；第二，把7个战友平安带回上海。
刘轶回来后，被上海市文明办评为“致敬，最美守护者”公益形象展示代表。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这是刘轶获得过的最高奖项。
如今，刘轶依然是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一名普通驾驶员。也许到某个危难时刻，又需要他挺身而出，穿越险境，让更多大难临头的人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