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北京话的人认为，以首都方言为国语，是各国通例。有人力证北京话是各地语言交融的结果，通行地域最广，通晓人数最多，因而符合民权主义者所在意的“多数”原则。
但在当时，北京话会让人联想到清廷、君主、专制，令许多民权人士反感。京话反对者认为，一种语言要代表全国，须尽量隔断其与特定地域的关联；北京话仍然是一种方言，强迫大家都说，就是不公。
于是，会通派呼声日高。会通派大致主张参考古代韵书，兼顾南北，专门制定一套标准音。1913年召开的读音统一会，便以参会者投票决定的方式，确定了一套语音标准，即今天所谓的“老国音”。不过，在这套“老国音”当中，京音其实也已占相当的比重。
国音标准的确立被不少人视为一个塑造理想中国的手段，不仅要在维持统一的前提下保障不同地区人民的平等权利，还要在保留汉语传统和适应现代需求之间求得平衡。
但人为筛选、制定出来的“老国音”，后来被批评为“死语言”。而北京话因其是一门“活语言”，又受到了支持。终于，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决议，以北京话为国音的标准。这便是所谓的“新国音”。
1930年代，左翼文化兴盛起来，为批判式地看待“国语”加入了新的视角。例如，代表人物瞿秋白认为，“国语”是多民族国家中统治民族“同化异族”，“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确实，自“国语统一”的口号提出以来，许多讨论者都自动将汉语视为“国语”，少数民族语言基本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直到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才来应对少数民族语言如何定位的问题。
左翼语文革命的另一个战场——中国字拉丁化运动，也明确反对资产阶级所谓的“国语统一运动”，反对“以某一个地方的口音作为全国的标准音”。他们主张以各大方言区为单位，制定不同的方言拉丁化方案，让大众先有自己的书面语言。他们并不反对共通语，但坚决反对“强迫”“侵略”。
保护方言的主张
面临汉语方言林立的现实，国语运动需要处理好“国语”与“方言”的关系。运动的不少领袖人物都明确宣称，国语和方言并非你死我活的关系，在统一国语的同时，也应容许甚至鼓励方言的存在和发展，国语统一不能以方音湮灭为代价。
在民主、个性、反专制的价值引导下，20世纪上半期的国语运动一直存在对语言“过度统一”的警觉，它所追求的是一种“打了折”的“统一”。
这种追求体现在知识分子对于所谓“标准口音”的态度上。在刘半农看来，只要他见了广东人不需要说英语，国语普及的目标就达到了。钱玄同认为，好国语绝不是“音正腔圆”，若“硬要叫他统一”，就只能“把活人的嘴都变成百代公司的留声机器片子”。
实际上，方言在当时知识分子的论述中，可以说地位较高。王东杰教授认为，传统中国的某些社会和文化取向与此也有关联。
在传统的社会伦理观里，抛弃原籍言语可能被视为“卖祖宗”、忘本。相应地，游子归来能否“乡音如故”，甚至成为判别品行高下的标准。
当然，知识分子对方言的支持，除了受到价值观的影响，恐怕包含了情感的因素。提倡方言文学的俞平伯就说：
“我觉得最便宜的工具毕竟是’母舌‘，这是牙牙学语后和小兄弟朋友们抢夺泥人竹马的话。惟有它，和我最亲热稔熟；惟有它，于我无纤毫的隔膜；惟有它，可以流露我的性情面目于诸君之前。”
俞平伯的话，今人未必完全认同。母语一定有助于我们流露自己的性情，表达自己的感受吗？
总之，反对废止方言可以说是国语运动的共识。国语与方言并行的“双语”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虽然20世纪上半期的国语运动主将们主张保存方言，可在当时的情形下，他们担心得更多的，或许还是国语是否能成功推行。
具有语言学知识的他们，定是知道语言总是在不停地流变。他们不一定料到的是，在媒体众多、互联网发达、人口快速流动的今天，方言的变化速度会如此之快，一些方言甚至出现消失的趋势。
我意识到，作为一个90后四川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经历了普通话在不同的情境之中，对四川话的面貌的改变。
学校自然是一个重要情境。尽管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不少老师还用四川话教课，但同学们仍在课堂上学到大量的书面语词汇，在生活中也就倾向于不使用它们所对应的方言词汇。
若一些词汇并不是从日常的四川话语境中习得，大家也习惯凭借其普通话发音去推测四川话发音，很容易就偏离了“正确”的四川口音。
互联网则是另一个重要情境。如果说广播、电视是让人学会“听”普通话，那么互联网和新媒体则让更多的人学会“说”普通话。
我家原本在一个小镇上，后来搬到县城里，在日常生活中，我和爸妈都不说普通话。我第一次听到父亲说普通话，是在家里买了电脑以后。那时他玩起了语音聊天室，跟天南海北的网友聊天，自然要用普通话。最近两年，爸妈常刷抖音、快手，而他们的四川话，也越来越接近普通话了。
现在的许多长辈认为，就算教四川话，也要教“标准一些”的四川话，这里所谓的“标准”是指跟普通话接近。随着父母这代人逐渐变成祖父母，在教育孙辈的过程中，他们在说方言的时候也会自觉地、有意识地向普通话靠拢，试图摆脱一些“土音”。
自十七岁离开家乡的这些年来，我的四川话像是放进了冷冻室，从没变过。今年春节在老家县城的街头放耳一听，只觉得年轻人口中说的，并不是我熟悉的那种四川话。
在电影院里观看《刺杀小说家》时，北京演员董子健说的重庆话让我觉得亲切。他学的重庆话，可能比影院里众多年轻观众们的四川话要“地道”得多。
古人说，少小离家，乡音无改。而今日的故乡，可曾还有不变的乡音，等着游子的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