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嘱宣读正式开始。仪式邀请退休的法官主持，他穿着法官袍，戴着白手套，从保险柜里取出密封的档案袋，尘封的遗嘱被重新打开。当着所有人的面，法官一字一句地朗读。整个氛围庄重、肃静。
当法官念完继承者名单时，那上面果真没有她的名字。
崔文姬高度紧张，她死死地盯着她，令她意外的是，那位老太太只轻微皱了下眉。宣读结束，所有人签下了名字。临走之前，四妹提了一个要求，父亲的遗嘱她想复印一份。崔文姬猜想她还是不甘心，直到送她到电梯口，老人才流露出失落的表情，她叹了口气说：就这样吧。
好在，这次调解很成功，没有人起诉，也许所有人都认为没有必要了。
在与众多遗嘱人聊过之后，杨颖仪发现，遗嘱定立这一行为给不同人带来的牵绊影响，远比想象的还要复杂。她是中华遗嘱库广州区的大家长，也是90后，她认为订立遗嘱是人在走向死亡前最后的自由。
亲人之间谁对你好或者是不好，都能体现在遗嘱里。但最终的抉择并非那么容易，尤其是老人，他们总是“牵扯”很多，有时会考虑哪个孩子更孝顺，有时又会牵扯哪个孩子情况差点。
杨颖仪曾接待咨询一位老人，在遗产分配时她左右为难。她有一儿一女，女儿40岁离了婚没有孩子，这些年母女俩相依为命，自己全赖女儿的照顾。老人想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留给女儿，以保障女儿的后半生。但同时她预感到她的儿子大概率不会满意这样的结果，儿子是个强势且自私的人。
立遗嘱的时候，老人还是将财产的一定份额分给了儿子，大部分留给了女儿，她写下书信说明这样分配的原因。“妈妈希望你能理解，别留下兄妹之间将来的不愉快。”她写道，想了想又补充：“如果你想通了，我希望你能把自己的份额留给妹妹，你自己做决定吧。”她把最后的选择权留给了儿子。
即使立完了遗嘱，也可以随时自行更改，并不是一次性买卖。但对于老年人来说时间不多了，他们在继承人的选择和财产分配上，慎而又慎。年轻人不会。在决定立遗嘱之前，他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继承人也往往只包括“最重要的那个人”。
一位18岁的女大学生找到杨颖仪来立遗嘱。交流中她发现女孩很有想法，她靠拍购物网站的平面模特攒了一笔钱，她决定将这笔财产全部留给自己的母亲。女孩说她的父亲瞧不起她，说她是出卖色相赚的钱，她因此恨透了父亲。“他老了我也不养他。”女孩愤愤地说。
继承者写谁的名字，谁先继承谁后继承，谁分得多谁分得少，人们心里都有一杆情感天平，以此对所爱之人做一次排序。
87岁的老人再婚的伴侣59岁，他立遗嘱是为了保障现任妻子的合法权益。老人年轻时是一名警察，说话做事有很强的震慑力，他与前妻生育四个孩子，与其离异后，孩子们都只顾自己的家庭，对他更是疏于照顾。老人怕自己走后，他的几个子女再无忌惮，甚至会把妻子从屋里赶出去。在他心里妻子是最重要、最放心不下的那个人，他们相互陪伴依靠，这种情感是子女无法理解的。
有人誓死都在扞卫自己的爱情，有人对爱情已经失去信任。一个现象是，来立遗嘱的人，女性比男性多，比例接近6：4。重组家庭的女人来立遗嘱的情况很多，她们用遗嘱前置婚姻风险，逃离人财两空的窘境。
一位准备再婚的中年女性，第一时间找到杨颖仪问如何立遗嘱。她与前夫有一个孩子，现在这位也带着一个孩子。她把自己名下的房子和存款都留给了自己的孩子，她担心自己万一出现意外，现在的丈夫会偏袒亲生的，自己的孩子会成为备受欺负的“灰姑娘”。
“我不相信爱情了。”女人说，只有把钱攥在自己手里，才能带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人们对于亲情的理解是复杂的，有的时候，真实的意愿被刻意隐藏，人们甚至会做出一些荒谬的事。
崔文姬见过逃避精神鉴定的老人。这位八十多岁的老爷子拄着拐杖第一次来咨询遗嘱，陪着他来的是他的儿媳妇。当着儿媳妇的面，老爷子说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儿子和儿媳妇共同所有。第二次，正式来办理遗嘱时，崔文姬把老人独自请进密室，按照流程，先给他做精神鉴定。
崔文姬询问老人一些简单的问题，老人都回答得很清楚。可是一旦问到关键性问题，比如你知道今天是来干什么的么？遗嘱是什么东西？老人开始答非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