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报喜不报忧的人，即便报忧，也只愿叨扰特定的两三人。然而父母并不在这两三人中，他们因我“不走常规”已经够烦了。被我叨扰的都是10年以上的好友，知根知底，只消简明扼要地叙述烦心事，她们的回应便精准得好似箭入红心。不过毕竟是同龄人，大家容易陷入同样的困境，我感到手足无措的事，她们往往也摸不到钥匙孔。还是需要一个引路人。
我的引路人是我的导师吴老。
去年突遭分手，挂掉电话立马打车去吴老家；今年年初母亲确诊肺癌，我缩在医院的角落里，第一时间只想联系吴老，感觉听见她的声音便有了面对无常的勇气。回过头看，那段时间当真算是我的“至暗时刻”，我头一次感觉自己撑不下去了—拼死从一片浑水中抬起头，喘息不过几秒，又被汹涌的浪头打翻。若不是吴老伸手来拉，我大概会在无常和不愿接受无常的纠结痛苦中窒息。
还记得我瘫坐在吴老家的沙发上呜咽，明明情绪已经崩溃，却还咬紧牙关不出声。她叹了口气，从背后按住我的肩，轻轻说：“乖，大声哭出来，不用憋。”于是号啕大哭，孩童似的哭到抽搐，语不成句，只会不停地问“为什么啊”。吴老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也不知道，有很多种可能，但重点在于……事情已经发生了。”又一轮号哭。
吴老就是这么个人，明知道说什么话会让对方暂时好受些，但她不说，尤其对待亲近的人，她会用最温柔的语气讲出最残酷的事实，这就是几乎所有人都害怕面对她的原因。我们习惯自欺，即便谎言的幕布上已爬满虱子，也不愿揭开它看见幕后的真相。
大一的公共课，吴老剪着寸头，一身妥帖的旗袍，气质卓然，一进教室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与很多大学老师不同，吴老上课像讲故事，音调抑扬顿挫，话语引人入胜，轻轻松松点亮了十八九岁的我们迷茫的眼睛。我暗自下决心要做她的研究生。大三时和同伴去向她表达这个意愿，畏畏缩缩地做完自我介绍，吴老只说了一句：“嗯，到时再说吧。”当时热情就被浇灭一半。半年后，我执拗地在导师志愿表上写下她的名字，由此真正进入“吴门”。
毕业前，吴老才告诉我，那次她是故意的，一是考验我们是否真心，二是静待缘分的安排。她不轻易承诺什么，对于这点，后来我也依葫芦画瓢，学得有模有样。
做吴老的学生很“轻松”，不必做无意义的项目，学术时间由自己支配。“做你们真正想做的事。”研一一开学，吴老就为她的研究生定下三年的基调，“如果不知道想做什么，就什么都试试，试了再说。”于是，旅行、摄影、当交换生、恋爱、失恋……我尽情品尝着自由的味道，像只初次上天的风筝，在乱流中肆意冲撞。吴老握着线盘，在每一回我快彻底放飞的时候拉拉线，我便知道该收敛一下“野”心，朝地面的方向回来几寸，不至于迷失在乱流中。
一次，我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和朋友的聊天截图，对方讲了两句脏话。深夜12点，吴老发微信给我，语气极为严厉，甚至用上了感叹号：“看微信朋友圈可以知道一个人的品位、格调，那些脏话虽不是你说的，但你发出来便让你的格调低到下面去了，删掉！”我羞愧难当，在床上辗转反侧至半夜。第二天，吴老又布置了一篇论文给我。我知道，她是见我在外做交换生玩得太野，要给我躁动的心降温。那是整个研究生阶段，她唯一一次给我布置硬性任务。
另一次是在更早以前。研一时的我深陷与父母的“失联焦虑”。父母乘机旅游，我掐着点儿算他们的落地时间，超过半小时联系不上父母便急得发狂，肚子疼到额头汗水直冒。某节课结束后，我掏出手机，发现父母没有回我信息，情绪瞬间跌入低谷，嘴唇发白，坐立难安，揪着吴老一通疯狂“泄郁”。她坐在对面静静听完我毫无来由的恐惧和天马行空的想象，末了，温柔地安抚我说：“你父母应该只是在忙，没看手机，放心，等等就能联系上。你焦虑的本质是害怕失去，害怕失去他们的爱。但是，我们要开始学着接受失去，人终归会长大，会失去……告诉你个秘密，我们的大脑会向宇宙发射能量，你拼命想什么，宇宙就反馈给你什么，所以别想坏事。即便—我是说即便—坏事发生了，也不要害怕。”
吴老第一次摸了我的头：“我们都在你身边，我们爱你。”
听见这句话，我的眼眶瞬间温热起来，既因吴老的温柔抚平了我的焦虑，也为头一次有人向我直白地表达爱，更何况还是我的长辈，我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