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前，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身边人都习惯把情感藏起来，尤其是想念和爱，好像那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吴老让我明白，爱意的表达不需要特别的事件和时间点，“我爱你”和“我饿了”并无区别，都是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我大受鼓舞，不久后便迈出了表达爱的第一步，我在微信上给父亲发了“我爱你”三个字，那是24年来的第一次。
吴老对我的影响不止于此。小到为人处世，大到重要抉择，她的建议和鼓励是我勇气的来源。
我一个人独自搭飞机去台湾，被恐飞的焦虑感裹挟到快要窒息，吴老发语音安慰：“为师第一次一个人坐飞机时也如你这样有些慌张。那次我很开心、很平安，你也会的。”
毕业前我争取到一个摄影相关的工作机会，因为是初创公司，工资不高，发展前景不明朗，父母和朋友都十分反对，只有吴老在听了我的分析和感受后鼓励道：“这是你喜欢的事，喜欢就去做。你没法儿做不喜欢的事。”
在公司遭遇不公平对待，吴老没有像别人那样宣扬“社会就是这样，你得忍”的价值观，而是严肃地说：“这是人格侮辱，你要想办法尽快脱离，保护好自己。”
从决定辞职到开始创业，吴老给了我最大程度的支持，包括言语鼓励、专业建议、物质支持（她下了很多单）。如果没有她，我可能早被众多的质疑和担忧压倒了。
任何疑惑都能收到解答，任何决定都会得到支持，任何悲伤都能被安抚，之于我，吴老就是这样的存在。她永远平和、智慧—虽然接下来这个比喻真的很土，但我还是要说—吴老像一棵树，永恒地立在风中，每当我被灼烧得疼痛难安，便跑到树下讨要一阵短暂的清凉，然后又能鼓起勇气，再次出发。
我不是“树荫”下唯一的小孩儿，事实上，大部分师兄师姐即便在离开学校多年后，面临重大抉择和困惑时，还会回到吴老身边，征求她的意见；除此之外，来自校外培训、亲友介绍，甚至是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也都深深被吴老吸引，自发地接近、跟随，有人甚至到了“纠缠”的程度。面对这一切，吴老总是平和地接纳。她坐在书桌一隅，聚精会神地煮水泡茶，袅袅的水雾中，吴老眼神安然，无论听到什么，嘴角都带着笑意。三杯茶下肚，来人的情绪便平息大半，身体放松地沉入沙发，这时，吴老才开口讲话，声音温柔而冷静，并且总会控制在五句之内—寥寥数语，就会呈现那理性却可恶的、让人难以接受却必须接受的现实。
但就是这么个情绪永远稳定、永远在引导他人的吴老，也会在学生面前掉眼泪。
毕业前最后一次读书会，我和同门女生分别做了求职的分享，获得了在座所有老师的称赞。要知道，三年前第一次做读书会，我们被批得一无是处，我用了整整一年才消除心理阴影。这次，吴老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她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讲台旁，动情地说：“我的两位学生在分享时，有无数个瞬间我都感动到想流泪，我一边听一边拍照，就想记住这一刻……”话没说完，吴老真的落泪了。
她一哭，我和同门也将头埋在课桌上呜咽，不敢和吴老对视。
吴老停顿了几秒，待情绪稍微稳定，继续哽咽着说：“她俩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在台湾、在北京，但从来没让我操过心，是最省心的两个孩子……”
最后，吴老说：“我年纪大了，感觉离这个世界越来越远了。可是，她们还那么年轻，和世界那么近，我通过她们又和世界建立起了联系，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我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我很开心。”
至此，我和同门的泪水彻底决堤。
读书会结束后，我们没有像平时那样亲密地送吴老离开学校，而是默契地拉开距离，以缓解情绪起伏后的尴尬。现在想来是有些后悔的：我想要走上前给吴老一个大大的拥抱。但即便是现在的我，也不敢无所顾忌地拥抱她。她是我唯一仰望的人。
5年前，我不敢轻易下笔写吴老，她太好了，好到我怕自己写不出来；我也不认为和她刚相处一年的自己能写出真正的她。
如今，我终于敢提笔为她写下第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