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了学，刚进院子，看见一副剃头的挑子放在门口，一把木拐倚在挑子上，我撒丫子跑，一个箭步越过小院墙，“嗖”一下钻进黄瓜秧架，忍着瓜叶浓密的黄瓜架里的闷热，忍着秧叶上的小刺拉得脸、脖子火辣辣地疼，大气不敢出，连带刺的小黄瓜撞到了鼻子也顾不上，因为我知道河对岸的曹舅舅来了。
我怕见到曹舅舅，不是因为他是走街串巷的剃头匠，不是因为他跛足，走路需要架拐，而是因为他老想做我干爸。曹舅舅是妈妈的姨表兄弟，是姨姥收养的，和母亲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但他像亲儿子一样照顾母亲年老的姨父姨母，这令母亲感动。有一次曹舅舅来我家，酒酣耳热之际，他说，你们家老幺招人疼，给我做干姑娘吧，等我到了66岁，也有人给我包饺子。曹舅舅年轻时因为家境和身体都不好，没有结婚，所以没有孩子。我听到这话吓得心提到嗓子眼，生怕母亲应允，幸好母亲没有接住他的话茬，这件事儿就模糊过去，可是我老担心哪天母亲心思一动，我就去姓曹。
尽管母亲没有答应，但曹舅舅认定我是他干女儿，一见到我就“幺儿幺儿”地喊。每次我都吓得一溜烟跑得远远的，让跛足的曹舅舅望尘莫及。曹舅舅不但心里这么认定，行动也跟上，经常给我带小玩意，大多是他自己做的，木头刻的小人，尽管刷了油漆，可是那油漆刷得斑斑驳驳、捉襟见肘，一准是谁家装修捡的剩儿。带花的小辫绳，粗劣的做工昭示了它的来源地。粗制滥造的饮料，包装拙劣的饼干、曹舅舅都很认真地送来，还一再叮嘱母亲，一定要交到我手上，他知道我会躲着他。可当母亲把那些东西交到我手上，它们最终的归宿就是南园子的小墙下，我愤愤地用木棍挖一个洞，把它们埋在里面。
有一次曹舅舅竟然现身我午间放学的路上，他放下小板凳，非要让我坐，并且说他给我烤了红薯。就在他从挑着的炉子里往外拿红薯时，我从板凳上跳起来跑掉了。第二天我避开小路，从高高的水渠上悄悄瞄着路口，看见曹舅舅正在路口给人理发，我赶紧溜进麦子地，像一只地鼠穿过麦地跑回家。
整个的童年，我似乎都在和曹舅舅玩着这种猫鼠游戏。尽管他多皱的眼角和浑浊的眼睛看不出恶意，腮帮子上浓密的胡茬包裹的、略带干涩的笑意也只显露出窘迫，可我仍愤愤不平为什么选我做干女儿，仿佛那是莫名的奇耻大辱。在一次跟姐姐拌嘴时，因为她喊出你就该去姓曹，我破天荒一个星期都没有跟姐姐说话。
虽然我从不曾喊一次他干爸，他还是按照乡俗，逢我生日他会包红包，买红腰带。母亲有时很为难收下这些，可是曹舅舅总是说：“幺儿还小呢。”直到我上高中，他没办法说幺儿还小，母亲推让，他眼泪汪汪地说：“你就替她收下，我还求什么，过66寿日那天幺儿帮我包66个饺子就行了！”
母亲对我描述，也含着泪。我很烦恼听到这些，便扭身走开。
我大学毕业上班的第一份工资，除了留下生活费，其余给母亲买了她爱吃的糕点、喜欢的衣服，都寄回了家，还嘱咐母亲给曹舅舅送二百元钱。母亲在电话里沉默半晌，说：
“你曹舅舅刚过完年就去世了。”我突然想起小园南墙根下的物冢，里面斑斑驳驳的小木人、拙劣的小头饰，大概早已坏掉的饼干、饮料、辣条……敞开的窗子，柳絮儿在和煦的春风里荡来荡去。我对母亲说：“好吧。”然后挂掉了电话。
好吧，曹舅舅。有一刻世界那么安静，仿佛一切都被屏蔽了，我想起了你，想起了你一直盼望的、66岁寿日的66个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