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经是那么聪敏的一个人，记忆力超群，手不释卷，我有任何问题几乎都可以问他。当他开始慢慢遗忘的时候，我害怕他那么丰富的人生，就这样一点点被忘掉了。
这种害怕让我感到长久的不安。人来这个世界走一趟，留下了许多痕迹：他自己创造的痕迹，别人留给他的痕迹，他和别人交错时产生的痕迹。如果那些痕迹、那些有价值的事物都被忘记的话——不仅仅是这个人，而且和他关联的世界的一部分也就消失了。
母亲就特别珍惜跟“记录”相关的东西。她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放在我们家床底下的那个木箱。木箱里放着她所有的家信。她很珍爱那些信，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珍爱它们。于是，她把那些信一册册地装订起来。她说，她装订的方式是跟我姥爷学的——把信整理好，用一个锥子插进去，用白色的棉线一针针地缝起来，工工整整。
后来，她把这些信分给4个孩子，每人一二十册。再次看到这些信时，我们都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年代。
这就是保存记忆的一种方式。母亲留给我们的是她的记忆、我的记忆、家人的记忆。
母亲的这种做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
我的职业就是记录，用镜头记录，用话筒记录。我记录的是大时代，大家共同经历的那些巨大变化，说的多半是公共语言。除了因为工作而记录，我还有一种个人化的记录。
记录，好像是我生命的惯性和本能。
我采访过一个9岁的小女孩杨芳，她画的所有的画都是蓝色的，因为她只有一支笔，一支蓝色的圆珠笔。这个故事在《东方时空》节目播出以后，她收到了从全国各地寄去的彩笔，她的同学也都有了彩笔。后来，她给我寄了一幅画，画了蝴蝶、云彩、花、草地、熊猫，所有的东西都是彩色的，连熊猫都是彩色的——她画了一只绿色的熊猫！
看到那只绿色的熊猫时，我瞬间就掉泪了，这个孩子终于有了彩笔。
在剧烈的时代变化中，孩子们的变化是最大的，这就是我看到的“记录”的价值。这些孩子，他们的眼神，他们的名字，他们跟我在一起手拉手的那种温度，我都记得。
我不是一个记忆力很好的人，但是和感觉有关的经历，我都记得。
幼儿园时，我想给我姐带一块麸子面的馒头回家让她尝尝，却被老师发现了。当老师从我的裤兜把它拿走的时候，那种“失落”，我记得。
少年时，我在夜里一个人补一条秋裤。如果把那十几个窟窿都补上的话，我就有秋裤穿了。但当我补完，那条秋裤已经失去弹性，紧得我穿不进去。当时看着窗外，我真想哭。可哭有什么用呢？母亲在几百里之外。那种“隐忍”，我记得。
我的小弟弟特别淘气。他没有一件新衣服，穿的都是哥哥们传给他的旧衣服。看到邻居和他同龄的小男孩穿着天蓝色的套头衫，我觉得他也应该有一件。我到柜台看过很多次，后来，终于给他买了一件。没想到他穿出去玩了一会儿，天蓝色的衣服就黑一道、白一道的了。那种恨不得暴揍他一顿的心情，我记得。
我还记得，中学时第一次在黑龙江省图书馆看到画册里的裸体雕塑时，我感到特别震惊。我赶紧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发现我正在看这本画册。我有一种犯罪心理，可我还是想看，然后就趁着没有人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在图书馆的角落里翻看那些画册。多年以后，我终于有机会去法国、意大利、希腊看那些作品的原件。看到那些雕塑的时候，我的记忆一下子就被唤起，不仅仅是视觉的，还有嗅觉的——我想起图书馆里书和灰尘混在一起的味道，更想起了自己当时的纠结。
我去过西藏5次，具体走了多少公里，我是记不住的。但我记得，当车沿着雅鲁藏布江行进的时候，月亮是如何跟着我们走过一棵棵树的。树的影子，我到现在还记得。
在生活中，我特别欣赏“善感”的人。这样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是有“感觉”的。如果“没感觉”的话，心就不会“动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愁善感”真是一个好词。因为体验和记忆是相连的。如果当下有很好的体验和理解，会自然地形成一种记忆，以后再回头看就是特别难忘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