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一句大家都熟悉的古训，出现在公元前258年“信陵君窃符救赵”过程中。侯生给信陵君分析用窃得的兵符去调动军队时可能出现意外时，就说了这句话。
而比它更早的《孙子兵法·九变篇》记载：“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可见，“将在外”是后人加上的，改成“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本义也就变成了只要将帅统兵在外，就可以不听从君主的命令。
深谙君主集权社会政治军事之道的孙武给出的这段论述的总原则正是本篇的首句，开宗明义——“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就是说：一切军事作战的原则，是统兵作战的将军必须完全听命于自己本国的君主。而后面五个“有所不”，是指特殊情况下的例外，万不得已时采取的非常之计，而“君命有所不受”则是最下策——万不得已时可以不听从君王错误的、不合实际的命令。而君主命令的对错，为将者则无权评判。作为将帅，唯一的权力就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君主命令。
君主对军队的指挥权是君主集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君主集权的重要基础和绝对保障。兵凶战危，军事指挥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安危，也关系到君主的生死存亡。那么，将帅无论是以“统兵在外”，还是以其他任何名义而不听从君主命令，都是对君主集权的挑战，其后果不言而喻。
汉景帝三年，七国之乱爆发，朝廷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统帅汉朝军队平叛。汉景帝唯一的同胞弟弟梁王刘揖遭受吴楚叛军连续猛烈攻击，梁王急忙接连向周亚夫求救，周亚夫却总是推三阻四，按兵不动。梁王无奈只得直接向景帝告急。汉景帝虽然诏令周亚夫出兵救援梁国，可周亚夫仍然“不受君命”……
岂不知，周亚夫和汉景帝在合演双簧——原来，周亚夫在出征前，汉景帝对他面授机宜，他们共同制定作战方略。周亚夫提出：“楚军剽悍勇猛，机动灵活，如果我们与他们正面交锋很难取胜，我建议故意将梁国作为诱饵送给叛军，我军再切断叛军的后勤补给线，这样才可以制服叛军。”汉景帝同意了这个方案。
《资治通鉴》记载：“太尉亚夫言于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许之。”周亚夫提出的这种一箭双雕之计，正是汉景帝最想要的——既可以平定叛乱的七国，同时又能够削弱已经威胁到皇权的梁王。
世人看到汉景帝紧急命令周亚夫发兵救梁，周亚夫竟然拒不受命，却看不懂周亚夫不发兵救梁正是不遗余力执行皇帝命令的本质。
仅此一个案例，我们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君命有所不受”无论是被正解，还是被误读成“为将者只要统兵在外，就可以不听君命”，即使注意到原文重要的前提，注意到原文特殊的语境，也没有断章取义、自以为是，只要不无条件听从君命，就必定铸成违抗君命的原则性错误，使将帅们遭受飞来横祸——轻则入狱、杀头，重则满门抄斩，甚至诛灭九族，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而绝非所谓“冤案”。
从表面上看，“君命有所不受”可能是被将帅理解或者执行时出现了失误，本质则揭示了“绝对听从君命”是君主专制制度本身最核心的要求。在那个时代，“君命”可以随着君主个人的意志、情感、好恶等不确定因素而千变万化，因此即使无条件听从君命，也有可能演变成“不听君命”而惨遭厄运，更何况“君命有所不受”……
人们都往往只看表象，而不看本质，一厢情愿地期待自己梦想的美好结局，简直就是与虎谋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