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多弄点东西到肚子里，我厚着脸皮和女同学套近乎，希望讨得二三斤粮票。她们都吃不完，兑成粮票藏着，不轻易给人。讨来的那点粮票，杯水车薪啊，但我们还有“特别行动”。夏季，几个同学半夜悄悄起床了，潜行到厕所边，趴在地上，朝女厕所张望。半天不见人出进——半夜哪有女生上厕所啊。我们从地上弹起来，冲进女厕所，翻身上了围墙，跳进了隔壁的苹果园里。女厕所和苹果园的围墙是共用的，只有这段墙上没有铁丝网。我们每人摘了一书包，一声口哨，又上了女厕所的围墙。人要背了时，放屁都会砸伤脚后跟的。正翻墙时，我们被发现了。果园工人挥着明晃晃的手电筒追了来。我们躲在学校的李子园里紧急商议。宿舍不能回，那样会成为瓮中之鳖的，校园再大也藏不住。我果断地低吼一声：跟我来。我们以百米速度朝干巴老头家奔去。他家在旧球场一角，是个破旧小院。我们喘着粗气，砰砰拍门，憋着嗓子低喊：“李老师——”他终于揉着惺松的眼拉开了门，伸出半个头来。我们不由分说，挤了进去，三言两语说了情况。李老师的眼睛张大了，不说话，瞪着我们，大概被我们的“特别行动”吓傻了。一会，又有人拍门，李老师又拉开门伸出去半个头，“我没见啊，你们快到别处找。”关上门，李老师瞪着我们，还是不说话。我们低着头，筛糠般发抖。那一包包鼓囊囊的苹果，都堆在墙角，也瑟瑟发抖。僵持良久，李老师说，书包拿着，回去睡觉。我们把苹果倒出来，逃出了门，哪敢回去睡觉啊，在李子园里蹲到天亮。下了操，真奔李老师家去。我们低着头，在小院中站成一排。李老师说，一会我亲自把苹果送回果园，跟人家认错道歉，你们回教室吧。说完，径直出门去了。我们跟出去，围住李老师，说李老师你千万别把这事整班上去，我们错了。经过这事，人前人后，我们都恭敬地称他李老师了。
又一次半夜，我们从工地扛来一根长长的木头，竖着放进水井里。一个同学趴光衣服，攀着木头下到井里，捉上来一只大牛蛙。但煤油炉已被李老师没收了，无法可想，只好送给李老师。李老师破口大骂，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吧，多危险啊，那可是老师们吃水的井啊。
元旦节，我们表演节目，需要一顶老人帽，我和一个同学去找李老师借。李老师家正在吃饭，桌子上放着一盆回锅肉。李老师找来碗，盛了两半碗饭，夹了些肉在碗里，递给我们，然后起身去找帽子。我俩端着碗站着，连连咽口水。李老师回到桌旁，说，赶紧吃，吃完去干事。那是我读师范时吃肉最多的一次，平时五毛钱一份只有两三片。
毕业后，奔忙于生计，李老师荡出了我的生活。直到一年，我在《楚雄报》上看到他的诗：“春打六九头，河边看杨柳……”我一惊，难道李老师六十九岁了？啥时候去看望一下老师呢？不懂得看望老师的学生，是无耻的。可是各种理由，没能成行。人性的虚伪就在于此，总有理由为自己开脱。不是没机会，是它没那么重要。
多年后的那天晚上，和同学吃过饭，都九点多了，我有些犹豫，因为这时李老师恐已睡了。老郑说，你听我的，我打电话给刘老师，你难得来。刘老师回话说，你们快过来，我叫醒爷爷。刘老师是李老师的孙女，虽非谪出，但对李老师不错，李老师晚年是她照顾。李老师一生，没有过正式的妻子。到了李老师家，逼窄的两室一厅，简陋的家俱，让我鼻子发酸。床边，一股尿骚味直扑鼻孔。拉着老师的手，百感交集。老师问：你是牟定的？记不得了。片刻又问，是不是球打得很好那个？我点点头。老师枯萎的脸上挤出些许笑容：想起来了，你当老师好呀，不与人争，心里干净。我的脑袋，霎那间空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