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老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课上这样评价《围城》：这是一本经得起一读再读而又不至于失去趣味的书。我对此深有感触，每每读《围城》，书中绝妙贴切的比喻、辛辣俏皮的语言及主人公的荒谬行事总不禁令人发笑。这部在困顿之中“锱铢积累”而成的文学巨着当然不止于趣味，更在于身处那个颠沛流离年代的钱钟书先生对人类与人性的哲学思索，而要想品出其间的道理，读者也须“锱铢积累”地读。我想，经典便是如此，细品方能知其香，愈品香便愈浓、愈烈。
对《围城》的“围城”二字，从字面上理解是现实的“围困的城”，有如钱老创作此书时风雨飘摇的上海。而就更深层次的内涵，“围城”又可呈现为两种指向，一是身外之城，也即人亲手筑成的一切外物，学业、恋爱、婚姻、职业等皆可纳入此城中；一是人性之城，由人的普遍心理特质筑起的内在的城，潜藏欲望、虚荣、权势以及其他种种微妙心理，自然也包括向善的人性。
有人将方鸿渐的人生历程形容为一次次的出走与逃离，从某种意义上，的确如此。方鸿渐迈出他优渥生活圈子的第一步，便是突围与陷落的开始。求学不顺、专业的频换、出洋的辗转，最后不学无术回国，他在学业围城中几经徘徊；他的事业也步步维艰，从点金银行的小职员到三闾大学的教授梦，再到经赵辛楣帮忙联系的报社任职；而在婚恋上，他更是一步一坑式地跳出跳入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的温柔陷阱，被迫困在爱情的围城里周旋……他处处碰壁的困境人生在无数围城中循环上演。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作为全书的题眼，这句话对小说内容和结构的串联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以时不时冒出尖儿的潜伏状态解释着方鸿渐及他人的下一步行径。或许是钱老的有意安排，当苏文纨打趣方鸿渐问他是否知道这句话的由来时，方鸿渐正醉着酒摇头说他不知道，自我的迷失感使得他鬼使神差地在城中辗转。但究其事实，方鸿渐每每出城进城又确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城外的人想进城？身处城外，自然无法得知城中貌，总以为城里远比所在的城外要来得更好，故闯入得心甘情愿；而进了城的却又想着出去，同归殊途，也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心理在暗暗作祟。
当然，有些城是走得出去的：城市沦陷了逃走便是，工作不想干跳槽便是，桃花劫咬牙狠心也就拒绝了，但方鸿渐却总在城里城外不断地走进去走出去，他的“出走”似乎没有止境。这不禁令人思考，是否有座看不见摸不着却始终笼罩着的“城”是走不出去的。
在书中，钱老有这样精彩的描写：“缘故是一年前爱她的自己早死了，爱她，怕苏文纨，给鲍小姐诱惑这许多自己，一个个全死了。有几个死掉的自己埋葬在记忆里，立碑志墓，偶一凭吊，像对唐晓芙的一番情感，有几个自己，仿佛是路毙的，不去收拾，让它们烂掉化掉，给鸟兽吃掉—不过始终消灭不了，譬如向爱尔兰人买文凭的自己。”读懂了这段话，就会明白，方鸿渐能走出一些城，譬如未发生的抑或发生了没有结果的爱，但始终有些城是永远无法走出去的。婚姻将过去一切包括婚姻在内的情丝斩断，但在假文凭这件事已经渐渐被其他人甚至连书外的读者遗忘时，他却放不过自己这细枝末节的事。此时这张假文凭已经不是那张用来掩盖无知的遮羞布了，而是变成了其中一座永远阻止他逃离的人性之城。
“逃离-陷落-再逃离-再陷落”，欲望促使着人在经历着如此的循环，看似是从一座围城逃向另一座围城，可当这一切是在人性自我筑成的铜墙铁壁的围城里不断上演时，想要真正地逃出围城便成了虚妄。那可以说，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是方鸿渐，每个人都走在通向另一座城的路上，却又被困在城中。就好比婚姻，当一个把束缚视作天敌，把自由视作天性的人，只是将恋爱当作展示自我的一种渴望，而不再将婚姻当作爱情的必由之路时，即使最终走进了婚姻殿堂，在按捺不住的人性欲望的操控下，难免不会有出城的想法。
除《围城》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有另外两座享有盛名的“城”，即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与沈从文的《边城》，且这两者也都表现出了某种人性的指向。但从人性之城的角度来看，书中的主人公在城里城外却有着不同的生存状态。《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后物质的匮乏和亲情的残缺使她本能地冲出现实的城，而又意外地因一座城的沦陷被成全走进婚姻的身外之城，得到欲求的容身之所，使她陷入了以“圆满”的形式敞开的人性之城，被围困在自欺的安逸之中的白流苏，已然丧尽突围的勇气。而远在川湘交界的《边城》，自然而理想的人性是被供奉或者说是被隔绝在城中的，所展现的人性是未被现代文明侵蚀的最完美的样子，“是否突围”在这里甚至成为了一个伪命题。翠翠从未走出过现实的城，也与爱情的身外之城擦肩而过，最后只能在这“无需突围”的乌托邦式的人性之城里，陷入永远未知的、朦胧的“等待”。
在这两座“城”中，人性之城的存在似乎只是作为人性安放的容器，默认了突围已经毫无意义。白流苏的“不想突围”、翠翠的“无需突围”都囊括在方鸿渐的“无从突围”之中，一齐最终指向了人性之城“何以突围”的命题。即使是冲出了一重又一重现实的城、身外的城，也始终走不出人性层面上更坚固的铜墙铁壁。正是《围城》对“普遍的对命运的挣扎”这一潜在主题的完整揭示，故事的困境感和人物的悲剧感才得以更加突显。“何以突围”就不仅是人们对迷茫现实的质问，更是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求救，在生存困境中人性的挣扎展现出的荒凉，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正是这种在现代人性牢笼下上演的人性悲剧敲响了警钟。《围城》向我抛出“倘若人性本质就是一座围城，那么围城重重，何以突围”的质疑后，也频频促使我去观照现实中这难以突围甚至无从突围的人性围城。但我心里清楚，《围城》所要达到的，绝非只是表面的揭示，它就如同半夜的敲更人一般，在诸如虚伪、利己、虚荣等阴暗面暗涌时警醒着我，时时提防我莫跌入其中。
我想，《围城》对我而言便是这人生永恒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