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女同学，叫L，小小的个头儿、精致的脸蛋，那叫一个漂亮啊！她成绩又好，还是学习委员，当然我也是学习委员——班上有两个学习委员。她坐第一排，我坐第二排。那时候，我们都是班上最矮的。开班干部会，向老师汇报班级工作，我们俩也经常在一起。然后两个人就慢慢心有灵犀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透亮透亮的。当然我们嘴巴上是不可能说出来的，不敢说，不会说，也不能说。但是我们的眼睛可以“说”啊。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小学生的“爱情”。
同学们都不是傻瓜，心里也透亮着呢。有一天中午，我走进教室，看到黑板上并排写着我们俩的名字，真是既生气又害怕，还包含着一丝甜蜜。后来这事不知怎么的，就传到我父亲耳朵里了。有一天晚饭后，他和我散步时，突然对我说：“听说你和一个叫L的女同学很要好？”当时我特别保守，又知道大人很痛恨这种事，听了这话都快要昏过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说：“今天我到镇上去，有个人很客气地主动和我打招呼，说他是L的父亲，说你和L关系很好。”现在回想起来，那意思就是认“亲家”了。然后，我父亲说：“男女同学交朋友，这很正常，没什么。”考虑到那个年代的背景，想想我的父亲，真是伟大啊。
1975年，父亲被彻底平反，要回城市了。我当然也要跟他一起走。在那之前，他的部分问题已经被平反，我们也经常去南通市，探亲或路过。从五窑公社到南通市，我们都是先往南步行一小时，再乘渡船到石南公社，然后从石南公社坐一小时长途汽车，最后抵达南通市。
但是，这最后一次离开五窑公社，我爸鬼使神差，没有走寻常的路线，而是往北，一直往如皋县（现如皋市）的方向走，到岔河轮船站去坐小汽轮到南通市。小汽轮开得很慢很慢，要行驶七八个小时才到。而且从我们住的地方到轮船站，还很远。
我和父亲走啊走啊，不知道走了几个小时，就在快要走出五窑公社地界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前面路边有个小小的身影。在这之前，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去学校（那时候上课不上课都无所谓），也好久没有看到L了。但是，就在我要离开这片土地，离开她的最后一刻，她却站在路边。
她腰间扎着一个很大很大的蓝印花布袋子，就像袋鼠的育儿袋那样。当地小孩去挖野菜、打猪草的时候，都是扎这种大花袋。显然这天她正好在为家里打猪草，正巧打到了我要经过的那条小路的路边。
她呆呆地望着我，我呆呆地望着她，我说不出话，挪不动脚步。父亲是个木头人，只会催我快点儿，他肯定不知道她就是L。我快步跟上父亲，从她身边经过，一句话也没有说。走出去很远，我回头，依然能看到那个小小的身影，她看着我，一动不动。
上面说的事，发生在我8到11岁的时候，也就是1972年到1975年之间。后来我就同父亲回到南通城里，在中学里，我还是春风得意，处处拔尖，考到第二名就感觉痛不欲生。高考时，我是江苏省状元，考上了复旦大学，几年后，又考上一个很有名的老师的硕士。20世纪80年代的硕士还是很值钱的，我这个专业的一个名额有50个人竞争，考上后，每个月可以拿到40元工资，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我自我感觉好到爆。母校南通中学那时候也以我为荣，请我回去给学生做报告，我当时那个得意啊。
有时候，我也会模模糊糊想起L：她现在怎么样？后来上中学了吗？家里会不会让她辍学？当地上中学的农民的孩子很少，他们要早早回家干活。女孩子也都很早结婚，如果能嫁给我爸当时所在的厂里的窑工就非常幸福了。也许曾经的花布袋已变成背上的背袋，袋里是她的孩子……
荣归母校做报告的时候，我竟然遇到我在五窑公社育红小学上学时的老师冯亚南，他在南通中学当代课教师。这是我小学时最喜欢的老师，我开始向冯老师询问当年那些同学的下落，某某怎么样，某某某怎么样，大家的境遇各不相同。我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不胜感慨。
一直憋到最后，终于，我最关心的L呢？那一刻，我脑海中闪现出一个面有色斑、手现青筋、袒胸哺乳的农妇的身影。“啊，你说L啊。”冯老师对她的印象极为深刻，兴奋地告诉我，“她成绩太好了，后来到石港中学读书，毕业后考到北京一所大学，本科还没读完，就到牛津大学读博士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