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老师扬着我的作文本评价说，这篇作文多处以方言代替华丽的辞藻，反而有种特殊的意趣，写出了真实的生活，总之，这是一篇令人耳目一新的、难得的佳作。
老师认真的表扬，让教室里安静下来，学生们开始相信，把粗糙的方言写出来，并不是丢人的事。
我坐在那里，心情由起初的委屈，慢慢变成了得意。我趁机大胆地回了老师一句：“周月梅还写了一篇更好的。”
“哦？”语文老师感兴趣地问周月梅要，周月梅就把她那篇作文从桌斗中取出，红着脸交到讲台上去。
语文老师一边念，一边点头，念完后更是大加赞赏一番，用手敲着作业本说：“看看我刚读的这两篇作文，多么富有文学性。再反思一下你们写的东西，凑了一堆自己都搞不明白意思的词语，简直味同嚼蜡。”
我和周月梅都不懂什么是“文学性”，但随后发生的事，让我俩知道，用方言写作文是条光亮的路。
语文老师把我和周月梅的那两篇作文改了一下，寄到县城去了，他说县里正举办小学生作文选拔赛，这两篇肯定能入选。
一个月后接到通知，那两篇作文让我们小学获得了一个赴县城参加作文竞赛的名额。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大声宣布这件事，言辞之间满是对周月梅和我的夸赞，说我俩为学校赢得了荣誉，如果参赛获奖，那将是整个矿区的喜事。
但所有人都听得出来，语文老师更欣赏周月梅的那篇作文，因为她驾驭方言的能力更强，而我的一些用词还是显得牵强。
也就是说，基本上就定周月梅代表学校去参赛了。我斜着头向周月梅看去，她正满脸通红，低头坐在那里。
去县城，对矿区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不亚于早年间的人上一趟北京。
这里的大人终年赶着骡子跟煤矿打交道，挣钱倒是多，但都不知道怎么花，也没地方可花。小孩子除了上学，就是拉着黑黢黢的羊去坡上放。
去县城，那是出了大事才考虑的，很多人得了重病也只上隔壁镇子的医院。而现在，矿区小学要选派一名小孩去县城参加比赛，这绝对是光耀门楣的事。
那天下午，我和周月梅照例留在教师办公室判作业，两人都没怎么说话。她是因为激动和害羞，我则是因为心怀鬼胎。
判完作业，我们出校门告别。看着周月梅走远，我又返回学校，来到语文老师宿舍，跟他谈了半个多小时。
我跟他讲，我年龄虽小但经历丰富，跟随母亲去过西安这样的大城市，也去过烟雨朦胧的江南小镇，见过冬季干涸的黄河河床，也在夜晚的海滨听过如雷的涛声，我知道火车是有厕所的，甚至见过飞机从头顶飞过。
我还滔滔不绝地细数自己看过的书，甚至把武侠小说和连环画都搬出来了。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老师相信我能写出比周月梅水平更高的作文，我想代表学校去县城参赛。
这番自我介绍让这位山村教师听得目瞪口呆，然后，他望着窗外发起了呆。
但我没讲出我渴望这份荣誉的真正原因—我的母亲更需要它。我清楚母亲比我更想离开这片矿区，她是因为继父能供我把书读下去，才忍受煎熬，留在这里。这份荣誉我想替她挣回来，我想让母亲知道，她的付出是值得的，是有回报的。
语文老师并不知晓这些，他只是隔天在课堂上简单宣布了一下，说我勇于自荐，学校了解到我的写作水平更好，决定派我去参赛。
我能从周月梅那张回归到寡欢的面孔上看出她的伤心。那堂课结束后，她不再和我说话，下午一起判作业时，也没有讨论，更不会指出我的错题让我改了。判完作业，她就匆匆回家，不做半点儿停留。
我心中充满了愧疚。
好在母亲知道我要代表学校去县城参赛后，当时就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拉着我在左邻右舍间奔走相告。看着母亲高兴的面容，我对周月梅的歉疚就一扫而光了。
出发去县城的头一天，母亲特意买了一大包饮料和零食让我在路上吃，要知道，平时她可是一毛钱都舍不得多花的。
上县城是一位教低年级的男教师带我去的，清晨从路口坐上班车后，我看窗外灰蒙蒙的矿区，到处都是煤山、骡子、满面煤灰的矿工。我望向远方，朦胧的太阳即将升空，再过几小时，就会看到久违的色彩斑斓的城市，我内心忽然坚定了起来！
班车在曲折的马路上左转右拐，我环顾满车陌生而沉闷的大人，心中更加坚硬而冰凉，仿佛自己已经告别了天真的孩童时代，也成了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