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哥

六哥是我的族兄，也是我初三时的班主任。他在近门兄弟中排行老六，同辈中又比较年长，多数兄弟都叫他“六哥”。

六哥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生人，只比我父亲小两岁。父亲结婚又比较晚，因此，六哥家除了最小的女儿，其他的侄女、侄子都比我大。

我小时家住在邻水的桥边，南院就是六哥的父母兄弟。六哥的父亲，我叫四伯，印象中须眉和头发都白了，是慈眉善目的那种人。那时，六哥在乡里的中学当老师，已经另立门户，住在村子南头。所以，小时候，我不常见到六哥，常见六嫂领着儿女在地里干活儿。

我去乡中上初一，六哥是初三的数学老师，也是班主任。四十多岁的他，清瘦高挑，皮肤白里透红，满头银发，自有与众不同的独特神韵。他话语不多，也不苟言笑，总看见他拿着三角板和课本去上课。

他是很受学生和老师尊重的老教师。后来我才知道，第一个教师节，他就被评为南阳县（今南阳市）优秀教师，奖品是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没几年，他又被评为河南省优秀教师，从一个民办教师直接转正为公办教师。在当时，这种情况是很不多见的。其后撤市设区，六哥还做过区政协委员。

省优秀教师、区政协委员，放到现在，都是一个“草根”很难攀登的高度。譬如我，从乡村小学到乡村中学，再进城市学校，近三十年也仅获得过市、区优秀教师，市、区优秀班主任，离政治很远，想当政协委员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一辈子都难以企及六哥的高度。

初一班里有一位同学，他父亲是当时的初三语文老师，另一个班的班主任。那位老师和六哥分别是学校的语文教研组长和数学教研组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教研组长，应该有点儿“学术权威”的意思，可见他们对当时所教学科的精通。

六哥和那位张老师，都是南阳一中毕业的，是当时老师里的高才生。他们没能上大学，是多种因素使然的结果，挺可惜的。他们后来分别教过小学、农中、高中。谢庄的高中撤并后在原址建起初中，也就是后来的谢庄一中或谢庄乡中。

六哥在中学一直干到退休。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名利上却毫不计较。他的退休手续，最后是我办理审批的，赶在2006年工资套改之前，所以退休金并不高。他以中学一级教师的职称退休。他笑着对我说，自己初定职称时就是中学一级，一辈子没有填过表，没有晋升过职称。我知道，初定职称是中学一级，是因为他的教学水平高；但一辈子没有再晋升，却似乎有些残酷和悲凉了。相形之下，在三十多岁晋升副高级教师的我，不觉有些惭愧和惶恐了。

我上初三时，六哥做了我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这让我当时颇有些压力。一则不愿意他知道我的不足和缺点，二则担心自己做得不当的地方家里人知道。其实一直到我毕业，六哥并没有告过我的状，只说我在学校表现良好。也是在这时候，我才知道，六哥写一手非常漂亮的粉笔字，能够徒手画圆，深入浅出地讲一些非常复杂的数学题，让很多同学不再对数学感到恐惧。

因为家境颇为拮据，初三那年冬天，在西安的伯父回来，有意带我去西安打工，父亲似乎也同意了。六哥对伯父说：“大叔，德浩学习挺好的，明年考一下再说吧！考上了上学，考不上再打工也不迟。”一句话改变了我的命运。

还是在初三，六哥有一次带我进城参加县里的数学竞赛。早上从家走，我去他家叫他。他那时家里孩子多，日子也过得颇为节俭。因为要进城，嫂子头天晚上把他裤子洗了。穿裤子时，我听他埋怨六嫂不知道裤腰好干还是裤腿先干，原来六嫂晾衣服时，把裤腰那边搭长了，早上穿时还没干。

虽然他对自己很节俭，但是左邻右舍到谢庄办事，他都热情招呼，帮着找熟人，甚至留吃饭。我在外边求学时，我弟弟不慎烧伤在谢庄治疗，那时乡镇和家里都没有住院条件，就住在六哥学校的厨房里，六哥六嫂像一家人一样予以照顾。

六哥退休后，在学校侄女的房子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照顾孙女、外孙上学，最后又回村居住。我整日在外面东奔西跑，见到他的次数逐渐少了。宗族里曾经议过家谱的事，有意让六哥组织编写，后来他因为脑血栓行动不便，没有合适人员，竟又搁置了。

近两年我返乡祭祖时，会去六哥家坐一坐。可回去的次数总是有限，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前些日子回家，他和六嫂让我带些在家种的红薯和晒的红薯干。嫂子还要去地里给我弄些菜，被我坚决拒绝了。六哥因为肺气肿和脑血栓后遗症，说话变得有点儿慢，但思路还清晰。他问起我儿子的情况，嘱咐我儿子结婚一定要告诉他一声，又黯然地对我说自己不一定能等到那时候。我一边安慰他一边也不禁有些伤感起来：六哥老了，和所有人一样逃不过岁月的折磨与摧残。

六哥的子女，基本也都学业、事业有成，其中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做了教师，算是受其影响子承父业。六哥的孙女，现在也是市直最好的小学的一名老师。三代人做教育，是妥妥的教育世家。

其实，我后来上师范，做教师，又何尝不是受六哥和其他中学老师的影响呢？是他们关心、感染、激励了我。

走在天命之年的路上，作为教师，我自己也有许多人生感慨。有时我想，我的近况似六哥的过去，六哥的现实也依稀似我未来的老境。

唯愿六哥余生安康！为六哥，也为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