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三姑沉寂了，没往家里寄钱。她在信里告诉父亲，想着抽空回来看看，我的表妹已长到5岁了，过一阵子，他们一家都会回来。
三姑终于回来了。
那个时代的人是朴实、单纯、好奇的，谁家有个在外的姐姐妹妹回娘家，都要来看。蓦然一见，我的三姑和我印象中的判若两人：她又瘦又黑，除了深陷在眼窝里的两只深邃的大眼睛还可以透出一些昔日的风韵外，眼前的三姑与在她烟台工作时的玉照上的形象相比，真是大相径庭。岁月真的不饶人。她不是书信里的三姑，不是照片里的三姑。然而三姑那颗爱家爱乡的赤子之心依旧火热滚烫，没变。她仍是那个侠肝义胆的山东女儿，把灼人的年华无怨无悔地悉数献给美丽的新疆。
我家对门的两个大姐姐，整个夏天，只空穿一件褂子，三姑二话没说，慷慨解囊，去县城给她们买来内衣和新褂子，嘴里啧啧连声：“这么大的姑娘，连件内衣都没有，让我寒心。”
三姑的到来不仅改善了我们的物质生活，也改善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她来家的第三天，就从县城给我家购来一台“东方红”牌收音机，那收音机与“北极星”牌闹钟摆在一起，都是烟台产的。我看到她看见那个闹钟时眼圈都红了。她对我奶奶说：“妈，这么些年头了，这个村子，这条胡同，这个家，也没些什么变化。”
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家里来了很多人，收音机放到最大音量，半条街的人都来看，都来听。如没记错的话，那晚播的是《渡江侦察记》。后来，当刘兰芳说《岳飞传》时，来我家听书的都是我童年的伙伴，家里挤满了，他们就站到院子里或蹲在后窗根儿下听。这些孩子，除了几个辍学后学了手艺活儿，其他大都考上了学。知识改变人生，在那个年代，想不到是一台收音机填补了我们知识的饥荒。
三姑是从这个小渔村走出的女性，她知道村里缺什么，村人需要改变什么。她一直鼓励我好好读书，告诉我如果考上学，一定给我买块烟台的“北极星”牌手表，像放在桌上的闹钟一样，让我时刻想到时间的珍贵，想到获取知识的重要，想到改变命运的紧迫。尽管那个时代没有“追星”一说，但她无疑是我们这个村、这条胡同的指路明星。
一个多月的探亲假过去了，我和父亲推着车子，把他们一家送到几公里外的路边车站，等候去青岛的公共汽车，到达青岛后，他们再坐火车去新疆。我们推着两辆手推车，车上的袋子摞得又高又实，一色的干海货等土特产。不懂事的我，在等车时，还缠着三姑父到旁边的书店给我买小人书，一本不行又买一本，一下子买了十几本。三姑父在河南老家没读几年的书就参军了。他告诉我，他从小喜欢读书，可家贫读不起呀！我们两个站在路边，把那些小人书都读完了。
三姑父一家上了车，烟尘里，泪光中，我追着汽车跑出老远，关山难越，路途迢迢，他们干吗去那么远呢？
在我的脑海里，西部的新疆是个平面世界，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三姑的家，东边是一望无际的棉花地，西边是一直伸向落日深处的牲畜棚栏。她白天在棉花地里干活，晚上照顾三个孩子，她在我们面前没喊过一声苦，没叫过一声累，但她的苦和累都写在了脸上。三姑第三次探家时送走了我的奶奶。
三次回乡，她的背一次比一次驼，哮喘一日重过一日，那么挺拔的一位美人儿，就那么老了，再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