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爹爹发恩德将本修上，
明早朝上金殿面奏吾皇；
倘若是有道君皇恩浩荡，
观此本免了儿一门祸殃。
——京剧《宇宙锋》
七岁那年，我被拉着手，送进了科班。我的父亲与班主签订了官书契约，从此我便归属于戏班，失去了自由。
早晨四五点的京城，天寒地冻，凉意袭人，我在师兄弟的带领下，起床喊嗓子，练功。初入科班的我，并不懂得如何正确地喊嗓练功，却也没得到任何的优待，师父在教过一遍之后，再不学会就棍棒上身了。这样的练习一直到晚上十二点，精疲力尽。
几周过去，我逐渐熟悉科班的生活。每天早上我们起床后，自己踢腿练功。半个时辰后，师父起床。我们给师父奉上茶水，师父给我们练基本功，说唱词。午饭之后，稍微年长的师兄去剧场跑龙套，而我们这些刚入科的弟子则留下继续练习。
师兄说，这样的生活他已经过了五年，还有两年就能熬出科了。而我，才刚刚开始。在科七年，学徒没有自由，生死存亡皆由师父掌握。
科班的练习是不人道的，没有任何文化的我们，对戏文的内容一知半解，师父念一句，我们念一句，背不下来即遭到师父责打。稍难的身段，师父也并不会顾及是否受伤。嘴里念着才子佳人，唱着帝王将相，自身却毫无自由可言。每日只有练功和挨打。
时间一年年过去，在师父的指派下，我学了老生。几年的时间，我经历了科班里的种种。我不是最有天赋的那一个，但几年下来，也学得有模有样，得到了一些演出机会。
七年转瞬，我已记不清自己挨了多少打，多少罚；多少师兄弟入了科却再也没出去过；又有多少师兄弟出科能成角儿的。中间有的师兄弟音嗓音条件不合适，再也没有唱戏，转拜老师父学盔箱或者乐器。
盔箱师傅是管服装、头饰的师傅，他们不仅要保证我们每次演出的盔头、服饰都是正确的，还包括给演员勒头戴盔头，这也是一门专业要求很高的技术。如果演员盔头没戴好或没戴紧，在舞台上“掭”（掉）了，就属于严重的舞台事故。与他们学习，并不比学戏舒坦。师傅们要准确记得每一场戏的所有角色的衣服、头饰。“宁穿破，不穿错”，这是戏班的规矩。
我出科之后，根据规矩，还要为师父义务唱两年戏，才能正式有自己的收入。这时的我们，和在科时并没有任何区别。
我深知自己的天赋不足以成角，维求能挣点钱养活自己罢了。在结束为师父唱的两年戏之后，我进入了一个营业性戏班，跑跑龙套，偶尔客串几次里子老生。就这样，我正式地开始了自己的演员生活。
有一年，我在路边买馒头，突然发现摊主十分眼熟，仔细一看，是一位比我大几岁的师兄。
我依稀记得他出科之后，加入一个戏班，是大家眼中，有望能挑大梁的那一个。多年不见，我不知道师兄为什么在路边卖馒头。
师兄也认出了我，他告诉我，自己前些年嗓子还好的时候，遇上了“国丧”百日，无戏可唱，没有演出收入，被迫改行，不再唱戏了。现在的他，娶了相熟琴师的女儿为妻，生了个女儿，以卖馒头糊口。
在这个百姓生活得不到保证的社会中，听戏并不是什么必要的活动。我们的演出常常是堂会、庙会、红白喜事等，并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
有一年，宫里突然来我们班招角儿，点名要我那位唱出名的师兄进宫唱戏，并在宫中充当教习。进宫之后的师兄身价大涨，有了相对可观的收入。
我们在羡慕师兄能进宫当差的同时，师兄的处境却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舒适。他不仅要给宫里的太监们排戏演戏，还要参与宫里的演出。遇上宫里的人不开心的时候，同样是棍棒加身。
师兄说，在宫里当差，不过也是奴才罢了。老佛爷要在颐和园看戏封赏，即使下雨，也要冒雨等赏，只能在水中磕头，不准进后台避雨。
据师兄说，宫里被选作扮戏的太监，大多年幼。他们学戏时受的苦，与我小时在宫外科班受的相差无几，所以也时常有宫中太监逃跑的传闻。
皇族们的应节承应、大婚、生辰等都要进行演出。如太监年老嗓音下滑，不合适演出，则还要回去当差。伶人太监受苦虽多，但偶尔也享有一些特殊待遇。
文献记载：“二十四，查得嘉庆四年四月二十二曰，上赏地二顷八十五亩，内赏给长寿四十亩。赏给南府、景山外边学生等二顷四十五亩。外有地一段，计五十八亩，赏给才保九如每名二十九亩，其五十八亩。赏给南府、景山太监地六十亩，以上共地四顷零三亩。”
随着朝代的没落与沦陷，能人志士不断寻找着中国的出路，人民的思想逐渐开放起来。伶人们也开始积极地进行戏曲改良，演出内容有所改变。商业化的戏班和包银制度在大城市之间开始流行。我们能获得比以往更多的报酬，也得到了社会地位的提升。
这时候的我，也开始作为教习，教一些刚学戏的孩子。学戏依旧是苦的，孩子们应有的练习并不比我小时候少，但是社会风气的转变，也让他们不再会成为班主的“奴隶”。
在戏曲新思潮的影响下，戏曲在剧目上做出了众多的改变，排演了许多针砭时弊的作品。
耄耋之年的我，愿与你们讲述这些年我经历的梨园行，活到现在，我是幸运的。
我看着梨园行的兴衰，看着这个社会的变革。如今的我，即将故去，为你们留下这故事，为梨园行留下这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