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不同于白先勇的地方在于不特别关注人物的服饰。当然，这也是取材差异所致。白先勇（包括张爱玲），笔端常流连于上流社会，他们的小说向来富贵迷眼，对服饰器物的描摹不厌繁复，承接的乃是红楼传统。且看白先勇另一篇小说《一把青》中美男的亮相，也是五分之三的篇幅都花费在衣装上：
郭轸全身都是美式凡立丁的空军制服，上身罩了一件翻领镶毛的皮夹克，腰身勒得紧峭，裤带上却系着一个RayBan太阳眼镜盒儿。一顶崭新高耸的军帽帽檐正压在眉毛上；头发也蓄长了，渗黑油亮的发脚子紧贴在两鬓旁。才是一两年工夫，没料到郭轸竟出挑得英气勃勃了。
而汪曾祺所写则多为社会中下阶层，如前文里解放前的小锡匠，解放后的农场职工，能有什么华丽装束？至多也就衣衫整齐合体罢了。可是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既然没有太好的衣装，要造成一个美人的印象，就必须以侧笔烘托了。上面列举的两段，最后一句都是侧写。《受戒》里写小英子母女仨的一段也不例外，最后的一句是：
这两个丫头，这一头的好头发！通红的发根，雪白的簪子！娘女三个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
大家不妨把这一招学起来。沈从文也这么用，《边城》里的二佬傩送：
傩送美丽得很，茶峒船家人拙于赞扬这种美丽，只知道为他取出一个诨名为“岳云”。虽无什么人亲眼看到过岳云，一般的印象，却从戏台上小生岳云，得来一个相近的神气。
近代以后，大概由于西方审美的渐染，文学中的男色向着阳刚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英气陡增，不复昆曲小生斯文儒雅的做派，与魏晋时期“熏香敷粉，行步顾影”的情态更是相隔千里。汪曾祺虽说和西方文化不甚亲昵，但他写起美男子来，感觉也是在照着大卫像的模子脱。白先勇笔下的美男似乎更合东方审美，不过又都从了军，仍然是在阴柔与阳刚、文气与英气间调和着。由“他的身段颀长，着了军服分外英发，可是钱夫人觉得他这一声招呼里却又透着几分温柔，半点也没带武人的粗糙”这一句，我们即可窥见他在阴阳天平上处心积虑的调控。想来艺术家真是不容易啊。
然而，几千年的审美心理毕竟不容完全取缔。有的时候我不禁会万分怀想那些貌比朝霞、风姿俊秀、带有阴柔美的古代美男。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宝玉：
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
比如晋代有名的美男子周小史：
可怜周小童，微笑摘兰丛。鲜肤胜粉白，曼脸若桃红。挟弹雕陵下，垂钩莲叶东。脸动飘香榭，衣轻任好风。
我竟不知道原来大可不必消极地“怀想”了；青春偶像换了一茬又一茬，于更迭中审美也悄然复归，如今少女们消费的男色，已然是鲜肤曼脸的现代周小史了。老到不追星的我，终于在肯德基的广告牌上惊为天人地认识了鹿晗，心中陡然浮现《我的滑板鞋》的节奏：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
哦，不，那就是我要的美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