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小时后，沃克一家从新闻得知，水位越过了他们家的前门，漫过了屋顶。沃克和孩子们开始低声抽泣，“一夜之间，我们的家庭生活支离破碎。”过了一个多星期，他们才返回家中，那里的一切都被毁了。
现实令人不安，危机真正袭来的那一刻，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拿逃生包。
幸运的是，猫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所有出生证明和重要文件未能逃过一劫。那场洪水还带来了污染，家里所有物件必须全部扔掉，从孩子们的美术作品到纪念沃克父母二战时期所作贡献的勋章，无一幸免。“我看到房子外面一堆垃圾，那是我的私人珍藏和心爱之物。”沃克说，“那一刻，我心都碎了。”
加沙，尤尼斯常常检查包里的东西，更换过期药品。他的妻子装了珠宝首饰，尤尼斯则装了绘画材料和旧日记。
尤尼斯每次瞥见前门那两个小箱子时，都会感到一阵悲伤，“它们提醒我，战争近在身边。”他常常检查里边的物件，更换过期药品，添置新的证书或文件。
去朋友家做客，看到他们的行李箱被堆在房间角落，这对尤尼斯而言是一件稀疏平常的事。“2008年以来，我们经历了四次大规模冲突。”他说，“逃生包是必需品，我们不能打包沙发或者厨房，但至少可以保存父母的照片、儿子的毕业证或自己的结婚证，从而守护自己的根脉和人性。”
尤尼斯明白，现实令人不安，这些箱子往往派不上用场——危机真正袭来的那一刻，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拿逃生包。“形势剧变，”他说，“短短一分钟内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014年，以色列武装力量半夜炸毁了尤尼斯父亲隔壁的房子，睡梦中的父亲当场丧命。
尤尼斯是阿尔米赞人权中心的执行长，这让他很容易成为重点打击对象。30年来，他领导了多次运动，旨在终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同时主张对死去的公民给予赔偿。
哥伦比亚，环保活动家路易莎生活在气候潮湿的地区，每隔几个月就得把逃生包里的衣物全部清洗一遍。
每隔几个月，路易莎就会清空逃生包，清洗里面的三条裤子、三件衬衫和一件外套，并置于阳光下晾晒。“我住在气候潮湿的地区。”她说，“衣物即便纤尘不染，也得清洗一遍。”
路易莎的家人笑话她的逃生包体积实在过大。除了衣服，她还装了急救箱、指甲刀、洗发水、体香剂和护手霜。“他们问：‘你是要去旅行吗？’”她笑道，“我以前跑过路，知道这些东西有多重要。”
大多数时候，路易莎会逃到当地人修建的避难所中。她来自亚马孙雨林边缘地带的一个小型社区，是一位农民，也是一位环保活动家。这片土地牵扯到武装组织、政府官员和石油公司的利益，因此路易莎及其邻居常常遭受这三方势力的威胁。
为保护家园，路易莎帮助成立了一个组织，旨在教授年轻一代在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同时传承先祖习俗。“石油公司告诉我们，打破传统是发展的唯一途径。”她说，“这和我们的理念相悖，我们认为，保护传统有助于发展。”
开始逃亡之前，阿玛拉在家里安装了紧急呼救按钮，并多次报警。但这些措施并不能保障她的安全。七年来，她一直受到前夫的暴力威胁。“过了很久，警察才开始重视这件事。”她说，“过去，我不敢直面问题，只能祈求一切赶紧好起来，我尽力安抚我的前夫，不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警方告诉阿玛拉，最好的选择是搬家，并且不让任何人知道她和她七岁的孩子搬往哪儿。慈善机构为他们提供了新的住处，他们必须在两天之内搬过去。
现在，阿玛拉回忆起她和她儿子收拾行李的往事，轻轻地笑了起来，“于我而言，逃生包里装的是我的全部生活。”她艰难地挑选了几件清洁用品，在行李箱内给它们挤出了一丝空间。她有强迫症，抵达新居后会将所有家具擦拭干净。
考虑到儿子，阿玛拉带上了平板电脑和头戴式耳机。这样一来，她处理一大堆繁琐的文书和法律文件，一遍又一遍地向政府官员描述前夫的暴力行径时，就可以将儿子抱在腿上，调高耳机音量。“这些谈话令我感到痛苦，肯定不能让他听见。”儿子想带上他的培乐多彩泥系列，但阿玛拉说：“衣服和培乐多，我想谁都会选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