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要买票，大家都知道，看电视还要买票？不是题目写错了吧？
没有错，那年，也就是1977 年年末，当搞副业之风悄然抬头时，在关里当铁匠的父亲，就被东北一个乡村的生产队长——不知道拐了多少个弯——请到了当时叫红星二队的地方，担任生产队烘炉的掌钳师傅，我们一家也就随着迁到了东北。
1978 年的春天，虽然国家没有明确的政策允许，可许多大队都偷偷搞起了副业。当时，烘炉是众多致富门路之一，主要是给一些国营企业加工一些配套的零件，说不上多么红火，倒也能增加不少的收入。记得，1978 年的一年下来，每个工分的分值就从原来的0.25 元，涨到了1.25 元，集体、个人收入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为此，当时省里办的《红色社员报》还专门刊登了红星二队靠烘炉过上红火日子的事迹。有的社员听说别的地方买电视，就提议生产队也买一台电视。生产队收入上来了，队长也十分高兴，再听社员这么一撺掇，当即进省城托人买了一台9 英寸的电视机。电视机买回来的那天，正是腊月初八，不但生产队放了一挂“大地红”的鞭炮，有些社员家也把压箱底的鞭炮倒腾出来放了一气，把小村提前拉进了过年的气氛之中……
电视机买回来了，但问题也来了。电视机放在哪呢？大伙咋看啊？就那么一台小电视，放在哪才能保证大家都能看上呢？开始，有人提议做个大架子，放在露天的高处，让大家像看露天电影一样看。可是，负责放电视的生产队电工小黄说了，没有那么长的电线连接电视，即使有，这个季节是冬天，天天让大家冻得发抖地看电视也不是回事，就是电视也受不了啊。“这玩意儿娇性啊！”小黄煞有介事地对大家说。
当时，整个生产队就小黄一个人懂电视，他说啥是啥啊。后来，生产队长发话了：“就放在生产队吧。那疙瘩暖和，电视保证冻不坏。再说，那屋子也不小，炕上炕下的能装不少人呢。”可紧接着问题又来了：那屋子是不小，可不能把全生产队70 多户、200多人都装下啊！
那咋办呢？最后，是生产队总在外面闯荡的采买员出了个主意：“人家城里的电影院，谁进去都买票，咱们也卖票吧，票价也别高了，意思意思就行，主要是每天限量卖票，屋子能装多少人就卖多少张票，这样看电视的人不就正好坐满屋子吗？”“中，就这么着了。”生产队长，人称“冯大巴掌”的冯队长，大巴掌一拍，这事即定下来了。
电视票由生产队会计负责制作。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不同颜色的纸裁成若干等份，正面用钢笔写上“电视票”三个字，背面再盖上生产队队长的名章，就算是一张有效的电视票了。为啥用不同颜色的纸呢？就是防止重复使用，每天换一个颜色。每张电视票定价为2 分钱。每家每户不能说每天都能舍得去，最起码每个礼拜去看一次，还是买得起的。为了防止在售票和收票中作弊，收票和售票是由生产队的几个人轮流换岗。
每天负责放电视的当然是生产队电工小黄了。他还担任着另一个重要任务——在每天电视演到最后预报节目时，把第二天最精彩的节目，用毛笔写在一张大纸上，贴在生产队门前，让社员们有选择性地买票。
以前只看过露天电影的社员们，从来没看过电视是什么样子，谁不想看看新鲜啊。原来都寻思社员们舍不得这2 分钱的电视票钱，哪知道，每天的电视票一开卖，就早早地被大伙抢购一空。可不是吗，电视买回来的时候，正是东北农村猫冬的季节，大伙都闲得没事干，这电视谁不想看啊。买不到的，也没办法，只好等第二天再说，有的实在想看，就在电视开演时，趴在生产队的窗户外头听声——东北冬天的窗户全是霜啊，想看里面也看不到。至于我们这些小孩子呢，就盼着大人啥时心情好，格外开恩能让我们奢侈地去看一回电视。
但小孩子好奇心实在太强，大人们开恩的时候又少之又少。于是，这帮嘎小子便开始动起了“歪脑筋”，开始琢磨着自己动手做电视票。彩纸在学校做墙报时，可以偷偷地留一些，字也好模仿，反正会计的字比我们小学生的字也强不了多少。最难弄的是生产队冯队长的印章。后来我们想来想去，还是想出了办法——把画图画的蜡笔削尖了仔细地画印章。有时，我们的同班同学——冯队长的儿子还能趁他爸爸喝醉时，偷摸盖上几张。
特殊年代产生的电视票，在那个小村一直存在了三四年，直到上世纪80 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民逐渐富裕起来，家家户户陆续买了电视，电视票才最终完成了特殊的历史使命。
那个9 英寸的电视机呢，也想作为生产队的财产，分给社员，可已经没人看得上这个9 英寸的小家伙了，人们早就开始瞄准14 英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