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年冬天，父亲请回来一位木匠，让他帮家里打制大衣柜和橱柜。做木工活期间，木匠的中饭和晚饭，都得由我家供。为此，母亲特意买了一斤多猪肉，做了一碗香喷喷的红烧肉，配上几样自家菜园里的蔬菜，招待他。
那时，乡下人都很穷，一年吃不上几顿肉，红烧肉属于绝对的好菜，让人直流口水，尤其对嘴馋的小孩们。
第一顿饭时，父母客气地让木匠多吃红烧肉，木匠说，吃嘛，我吃的。但一顿饭下来，他只尝了一小块，反倒是我连吃了好几块。
吃完饭后，母亲把我叫到一旁，低声严厉批评道：“你怎么一点都不懂事？那肉是做给木匠师傅吃的，他要在我们家吃好多顿，你把肉吃了，后面我们拿什么来招待他？！”
我羞愧不已，承诺以后不会吃了。母亲听后，摸了摸我的头，叹了一口气。
之后，每天吃饭时，母亲都要把红烧肉端上桌，客套地请木匠吃，木匠说，好，好，但却很少去夹。我也不敢去夹了，那碗肉，就那么天天被原样不动地端来端去。
但，那碗油旺旺、色彩鲜亮、肥瘦相间的肉，实在是太诱人了，馋得我到底还是动了歪点子——一次，趁父母都在厨房里盛饭，我飞快地夹了两大块，并迅速地将它们埋到碗底。然后，假装若无其事地捧着碗走开了。
目睹这一幕的木匠，不但没有吱声，反而等我回来后，又夹了一块给我。不知情的母亲见状忙说，您自己要吃呀，怎么光给小孩夹。“我刚才吃了，你看，碗里都少了好几块。”木匠看着我，温和地说，“孩子正在长身体，是要吃肉的。”
看着我满嘴的油，母亲似乎一下明白了，她瞪了我一眼：“不懂事。”
大约五天后，活干完了，最后一顿，木匠吃了两块红烧肉，然后拿了工钱走了。
木匠走后，母亲对我说：“现在你可以吃碗里的肉了，这半大碗都归你。”
我高兴坏了，夹起一块就朝嘴里送。肉到嘴中，才感到跟几天前吃到的不一样——它太软烂了，入口即化。原来，母亲顿顿将它放在锅里蒸，重复加热，硬是将它蒸得如同熟透了的软柿子。
饭桌上的“碗头鱼”，同样也是不能轻易动筷子的。儿时，鱼在我们老家，是非常稀罕的好菜，平时吃不到，只有到过年，父亲才会买回一条鲤鱼，作为春节时的碗头鱼。
年三十的下午，父亲会把做好的碗头鱼带到山上，摆在祖父的坟头前，让他老人家“吃”点荤腥，“尝”一下阳间的好菜。
等祭祖仪式结束后，父亲会小心翼翼地把碗头鱼带回家，放到桌子上。
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大餐，会有一些荤菜上桌。但鱼类的菜肴，只有那碗碗头鱼，且不能去吃，它是装点桌面的，寓意“年年有余”，要一直完整地留到正月十五。
春节期间，每当有客人来吃饭，母亲都要小心翼翼地把碗头鱼端上来，生怕鱼头断了，或鱼身破了，那就不吉利了，兆头不好。记得有一年，小妹想尝点鱼肉，用筷子在鱼身上弄了个小洞，父亲看到后非常生气，连打带骂了她一顿。那几年，家里一直是祸事不断，心情郁闷的父亲，借机把原因归咎到小妹的头上。
过了正月十五，终于可以吃碗头鱼了。那天，父亲把年迈的外公外婆也叫来，一起吃。放了半个月的鱼肉，吃起来竟然觉得一点没变味。父亲特意给小妹多夹了好几块，可把她乐坏了。
好菜，一定要尽着客人先吃；好菜，一定要少夹；好菜，一定要多等等，这是父亲和母亲，教导儿时的我们，在饭桌上要遵守的进食礼仪。
如今，人们生活条件好了，百姓餐桌上，餐餐鱼，顿顿肉，已是平常事了。类似一碗红烧肉蒸到软烂，一碗鱼摆到正月十五的事，几乎绝迹了。
但每每忆起这些往事，我还是很有感触，不觉是苦，相反是很甜的，木匠师傅的知情不说，父母给我和小妹的愧疚弥补，都让我品尝到人世间的另一味——淳朴的包容和无奈而又真实的亲情之爱，而在那些艰难岁月里，在乡村饭桌上养成的自律礼仪，也让我受益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