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丘成桐一直在尝试攻克一道难题。
如果从2022年4月20日，清华大学宣布他受聘全职任教于清华园，同时从哈佛大学退休算起，这道题他已“全职”做了1年。
如果从他离开美国，偕夫人安家清华园算起，这道题他已专心致志地研究了3年。
如果从1979年，他首次回国做学术访问，开始在心底求解这一道题算起，他为此已工作了40余年。
这道题是，如何在中国培养出世界顶尖的数学家。
今年74岁的丘成桐，是一位兼具雄心与耐心的卓越解题者，目光一向聚焦于重要、意义深远又难解的大问题。做数学家时如此，做教育家时同样如此。
传世
丘成桐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位于静斋二楼的走廊尽头。
这座得名于《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的古朴小楼，就在因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而广为人知的荷塘东边。
办公室的门总是敞开的，访客进进出出，入眼的是堆满桌子的书籍、材料。桌子一角放着血压计，地上还有一组哑铃。可以想象，丘成桐每天在这间屋子里度过多少时光。
和人们印象中一些数学家的“害羞而避世”不同，作为华人数学界的领军人物、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近年来，丘成桐花了大量时间与公众沟通。
他写科普书，出版自传，办讲座，组织和参加与数学相关的活动。他接受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采访，不厌其烦又直言不讳地回答被问了一遍又一遍的问题，多数涉及人才培养与数学教育。
“我想将中国的数学搞好，这需要打破很多现有规则。我不表达出来，就没法把我的想法传递出去。”丘成桐说，他从不为采访提前准备发言材料，“我就直接讲我的看法，有时我讲得太直接，但我讲的都是真实的话。”
“很多数学家比较害羞，不太爱讲话。”丘成桐说，“但我14岁时父亲去世，要谋生，要去外面找事做，要去闯天下。我晓得我要自立，必须靠自己完成许多事情，还轮不到我害羞。”
丘成桐的父亲丘镇英是哲学教授，小时候，丘成桐跟随他阅读中国文史典籍，练毛笔字，旁听他与学生交流。“听父亲讲那些影响后世的古希腊哲学家的故事，我希望自己也可以做出传世的学问。”
“我在数学上或有异于同侪的看法，大致上可溯源于父亲的教导。”丘成桐表示，“父亲去世后，我想人生在世，终需要做一些不朽的事吧。”
相较之下，他认为物质上的东西——吃穿用住都不怎么紧要，对他也没什么吸引力，他所追求的是比物质珍贵得多，难得得多的东西。比如，在历史上亲手刻下指向永恒的深痕。
如果要在数学家丘成桐和教育家丘成桐身上，找到最重要的共同点，那大概是这一点：他要缔造“传世”之业。这意味着，必须甘冒风险，百折不挠，挑战真正重要的难题，去啃那些“硬骨头”。
父亲的早逝是丘成桐一生的转折点。彼时本就清贫的家庭更是陷入窘境，有亲戚劝丘成桐的母亲让子女退学去养鸭子，被母亲坚决拒绝。
丘成桐加倍努力地读书，同时，靠做家教贴补家用，但他丝毫没动摇过成为大数学家的念头。“我常常感到很奇怪，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会怀疑自己、对自己没信心。就我而言，我从没问过自己行不行，从中学起，我觉得只要是我想做的事，就能做成。”
他读能找到的所有数学书，做书中的所有习题，找各种感兴趣的问题尝试解答，为去另一所大学听一小时课，花两小时坐火车、乘船、转公交车……勤奋的态度和对数学的热情从未改变。后来他去了美国，还是会控制吃饭的时间，会从早到晚泡在图书馆，会驱车3小时去听一场学术讲座。
尽管被视为“天才中的天才”，丘成桐本人却并不认同天才之说。“我做东西很慢，”丘成桐说，“我从没觉得自己是天才。媒体有时会夸大数学家一些奇怪的方面，很多所谓的天才，最后并没做出了不起的成绩。”
他认为数学家要做出成果，天赋只占成功要素的三成左右，更要紧的是持之以恒的努力、耐心和对数学的兴趣。
愿景
1979年，丘成桐应中国科学院时任副院长华罗庚的邀请，回国进行交流访问。到了北京，走出机舱，他俯下身去触摸地上的泥土。后来，丘成桐回忆：“我不是一个性情中人，时时都会收摄心神，那次竟会有如此的举动，连自己也感到惊讶。”这一年，他30岁。
丘成桐在自传中写道，首次回国之旅后，“我对一个人能发挥什么作用一筹莫展。但我还是希望能竭力相助，哪怕是一丝一毫都好。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众志成城，也许有一天能有所成就，扭转乾坤”。
从此，他把推动中国数学的发展、提升中国在科学领域的声望视为自己科研之外的事业与使命。作为中国数学教育的观察者、批评者和建设者，他同中国的数学事业一道，走上一条漫漫长路。
1979年后，丘成桐每年都要回国待几个月。最初，他感觉自己能尽上一把力的就是利用休假时间多回国交流讲学，没过几年，他开始招收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希望帮助一些出色的人才获得进入世界顶尖学府做研究的机会，一如自己当年。
在与中国学生的多年接触中，丘成桐发现一个严重问题。“我问清华、北大的学生，你对数学的哪个方面最感兴趣？结果他们讲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高考题目，或者奥数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