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六七岁时，我便学会了撕棉花这种手艺。
在我们晋南农村，“ 撕”的读音同“僧”。撕棉花是一项纯手工型技术，自从有了最简易的榨花工具，这项技术在民间便渐渐失传。然而，多少年后的上世纪70年代初，这种最原始、最古老的手工技术在各个植棉区农户的家里又悄然兴起。撕棉花的具体方法是：将一小把籽棉攥在左手心，然后捻出一瓣到手指，用两只手的拇指、中指、食指将棉籽与棉绒撕开剥离，让棉籽滚落地上，棉绒攥到右手心。这样，棉是棉，籽是籽。棉籽能打油吃，棉绒能装棉衣棉被。由于那个年代什么物资都紧缺，作为战备物资的棉花就更不用说，私存私贩棉花是犯法，要被判刑的。生产队里产的棉花，每年都得全部上缴国家，棉农们只能手里摘着雪白的棉花，身上穿着又黑又硬的烂套子棉衣，炕头放着几十年都没有更换的死套子铺盖。
为了生存，棉农们在摘棉花或晒棉花的过程中，大多都习惯性地在裤腰、裤裆两部位藏几把偷回家。因为干这些活儿的一般都是妇女，走出库房大门时，只有这两个部位能避免保管员的搜查。母亲却不这样，回到家总是干干净净的。因此，我们姊妹几个只得冬天穿那既厚硬又冰冷的烂套子棉衣。我最不害怕的是与小伙伴们打架，我的拳头打到他们身上，又绵又软是一种享受，他们的拳头打在我身上，我连一点儿感觉也没有，反而让他们的小拳头生疼。也许是一种御寒的本能，一到冬天，我比别的孩子都冷，便比别的孩子都爱挑起战争，一架打过之后，身上就暖和多了，即使别的孩子不应战，我也要和他撞撞肩，碰碰脚，算是一种攻击性释放吧。1971 年，哥哥就订了媳妇，为了三年后给哥哥娶媳妇，母亲背着父亲开始往家里偷棉花了。白天偷一把，油灯下熬半夜。一到采摘棉花时节，母亲和两个姐姐一刁空便关起房门来撕棉花，每每此时，胆怯的父亲总是叼着旱烟袋在院子里来回转悠，生怕驻队干部或闲人突然来到我家。一个蛤蟆四两劲。豆点儿大的油灯里，母亲见我闲着没事，顺手抓了一把往我怀里一塞说：把这点点撕完再睡觉。我便学着母亲和姐姐的样子，笨手笨脚地撕了起来。开始时，母亲撕五颗棉籽，我一颗都撕不出，可后来几乎和她们一样快了。我问母亲：“撕这干啥？叫人心里好害怕的。”母亲说：“你看，人家孩子撕花，就能穿上又薄又软又绵又暖和的棉袄，咱们家这几年不撕花，冬天你们只能穿烂套子，好好撕，妈也给你装个新棉袄。”为了穿上暖和新棉袄，我咬着牙，强打精神顶着阵阵袭来的瞌睡，每撕一把就对母亲说，能装一点儿袄角了，能装一点儿袖头了，能装一点儿袄领了……而常常是话没说完就迷迷糊糊被叫醒，叫醒之后又迷迷糊糊不知啥时被脱了衣裳塞进了被窝。梦里，我总是穿着新棉袄，和小伙伴们一起玩儿，并保证今后再不打架了，因为我身上再不冷了。可常常梦中穿着新棉袄后，身上依然冷飕飕，脚心依然冰凉凉的，醒来一看，发现酵子盆或起面盆又放在我的脚头前被子下了。这是我最难以忍受的事，也想不通为什么总把这面盆、豆芽罐之类的东西放在我的脚头前。抗议是无效的，因为我是老小，脚蹬不到炕沿，又总睡在火股眼上，大人们是不会让我脚前的被子白白折回来的。抗议的结果常常不是遭到一顿训斥便是无人理睬，也就在这压抑愤恨之中常常又抗拒不了瞌睡虫的来袭，气没消退便进入了别别扭扭的梦乡。对此，我至今仍记恨在心，和老母亲一提起往事，我便要搬出这事来与她算账，而每每此时，老母亲总是怅然地叹息道：“那时还不是咱家穷，没有盖面盆的东西，唉，过去的都是好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