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大约是1977 年，一个旭日东升的秋季早晨，老贫协兼生产队长的李狗蛋老汉又在高音喇叭里放一阵京剧《红灯记》后，开始安排出工了：“社员老乡们上地了——犁地的，把鞭子拿上；锄地的，把锄拿上；打埝的，把刮板拿上……”又是一阵《红灯记》后，李老汉的声音有点儿生气地喊：“政治队长高红伟，妇女队长杨引引，全体社员都到钟架子下了，你俩咋还在睡觉呢？”我还没注意，倒是把母亲逗得眼泪都笑出来了：“李狗蛋呀，李狗蛋，你就这点儿能耐，半辈子都过不到调里还当队长哩，不是说废话就是说差差话的。”过了一会儿，换民婶来到家里，坐在炕沿上对母亲说：“嫂子，你两个女子长得这么大了还不急，咋不见她们往家里带棉花呢，你没见今年家家户户都偷得更厉害了，杨引引在地里摘花竟敢直接把一大背篓背回家，撕不过来就到营里生产队榨花机上大鸣大放地去榨，营里生产队有几户也加热闹在咱生产队机子上榨呢。”说得神乎其神，母亲只是嘴里不停地“啧啧、啧啧”，并时不时地说：“造孽咧，要那么多干啥，做老衣哩，太过分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同龄男女伙伴们竟然都是撕棉花高手。有一天下午，老师让大家把勤工俭学拾到的棉花每人两把放在各自课桌上撕，我原以为这回可要发挥优势当第一了，结果差点儿没当倒数第一，老师批评我说：光考试当第一不行，论劳动还得向贫下中农子弟好好学才行。那时为了挣工分，我的年龄小，生产队仅按半个女劳的劳动日工分评算，但我仍在星期天不吃闲饭地当起了公社的小社员。整天与小伙伴们起哄干农活儿当中发现，他们哪一家都比我家里藏的棉花多，且哪个家长的撕棉花技术都比母亲和姐姐高超。一天，队长安排我跟爷爷曾是清朝举人的王松臣大叔一起打粪，见只有我们一老一少在场，他便边打粪边自言自语地说：“唉，人心不古，礼坏乐崩，看来国家治理的办法得变一变了。”我问他：“叔，你说的什么意思，我咋一点儿都听不懂？”他又说：“贫穷能把人逼成贼，富裕能让贼变成人，不信走着看，不远了，得变了，不变就要大乱了。”那天傍晚一收工，我便拿着记工卡片到李狗蛋队长跟前，顺便又给他送了两根亲自拧的吃旱烟用的艾草火耀说：“我今天打粪应按四晌算。”他本来不同意，却看了看我放在他面前的两根火耀说：“碎崽儿伢儿的，行，伯给你盖四个章，就能多挣几分儿工了。”我心里高兴极了，一出他家门就边蹦跳着跑边大声喊：“钟点活儿，慢慢磨，干得多了划不着！”沿着黑咕隆咚的巷道向家里走去。一回到家，见到母亲父亲和哥哥姐姐们好像在商量着什么。我兴致未尽地向父亲报告打粪的美差事活儿，却见一家人并不在意，于昏暗的油灯下个个神色都很庄重。母亲先说了：“平，听说国家要恢复高考了，凭本事上大学，是邓小平提出的，人家不论成分出身，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你哥你姐们因为你爸身份连推荐上高中的机会都没有，你可不敢含糊，从今儿起再不要提撕棉花打粪的事，好好学，上大学，给妈争口气，听得了吗？”话很正规，从来没有过的正规。我像老师课堂上集体提问集体齐声回答时一样，似懂非懂地回答：“听得了。”母亲又说：“没勇气，爽亮些！”当时我刚进初中校门，虽然贪玩儿，但功课却还算过得去，于是不耐烦地高声说道：“听得了，眼蒙住都能学习好。”哥哥假生气真自豪地说：“傲气十足，比我们命都好，少胡张狂。”我说：“那以后我就不用上地挣工分了？”“就是的，考上大学就是公家人，能穿的卡衫，能穿皮底鞋，能穿毛衣和绒裤，还不晒太阳闻臭气的，我们就是下再大的苦，也要把你供出去。”父亲更是郑重地说。打那个夜晚以后，我再没有被大人逼着放学后撕棉花和放假后挣工分了，而是一心一意地带着全家人的期望，步上了一条并不比撕棉花打粪轻松的考大学之路。上了高中，全家人包了一顿饺子；考上了大学，全家人又包了一顿饺子，而且还请全村人吃过一回十二件子标准的宴席呢。离开了老家的后来，老家有电灯了，老家的土地包产到户了，家家户户棉花亩产由40 斤提高到200斤了。母亲在我写信问及“家里种的棉花有没有人偷，棉花能撕完吗”的回信中写道：“家家都丰产，自家连自家的都招呼不过来，谁还偷别人的，拧都拧不完，谁还有那闲工夫去撕呢！”
四十多年了，时势已翻天覆地，而我撕棉花的技艺犹在。这个技艺如今已没有任何用武之地，反而成了一种可悲可笑可怜与令人心中时时隐隐作痛的、永远都无法医治的伤痕。想起童年，我便想起了那个时代，想起那个年代，我便倍加羡慕今天孩子们的幸运与命好。去年春节，与同龄学友在老家相聚，酒酣处谈到了撕棉花这个话题，竟有人泪流满面地叹息道：“我们这茬人相对于上茬人来说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了，而我们这茬人这辈子究竟都干了些什么事呢？”大家纷纷总结起了自己四十多年奋斗的得失。我说：“我这四十多年所得有三：其一转了一个户口，其二在县城里有家有室地站住了脚跟，其三给了子女一个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童年。所失在于，挣脱了贫穷苦焦的农村，而农村却在时过境迁的变化中一天天走向富裕，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变让我所有的付出都成了徒劳，就像我们从小就学到的撕棉花的手艺一样，显得是那样的多余而悲哀。”人这一生，各自都打有各自生存时代的烙印。那个撕棉花的时代，那个贫穷出盗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童年撕棉花的技艺却时刻警醒着我：要努力工作，珍惜今天，从我做起，为我们的后人创造一个和谐幸福的生存环境，让我们的民族不再出现挫折和灾难。
看到老家乡亲们在自家大门前满脸丰收喜悦地剥棉花，我禁不住走向前搭讪：“咋不在地里摘呢？”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小媳妇回答说：“这几年雨水多，连棉桃一起弄回来，这样才能保住产量多卖钱。”我顿了一会儿又问：“会撕棉花吗？”小媳妇瞪着疑惑的眼望了我一阵，又回头望望她那年迈的婆婆，婆婆正在笑呢，用她那缺了牙齿的嘴一窝一窝地说：“她们伢儿家哪里知道呢？都快四十年了，还提它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