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 年中秋节傍晚，我和母亲自公社农场她一位干女儿那里说完事往家里走，路过寒谷涧生产队棉田时，母亲突然从裤带上抽出一个围裙，麻利地折成一个包袱系在腰间对我说：“你站在路口那个土坎上，发现有人来就唱歌，然后边唱边往陈家坟坡坡下面走，到那里咱俩会合。”说完转身便消失在了棉田深处。我望着硕大明亮的中秋圆月亮，心里“咚咚”直跳：想到母亲被人抓住后站在批判会土台子上如何垂头丧气的样子；又想到因为母亲偷棉花，自己在学校如何受到同学们的攻击；还想到，自己应像刘文学那样勇敢地去制止母亲，并把她扭送大队部，然后在学校如何被老师和同学投以敬慕的目光……清冷的月光下，我的肚子已着实饿得慌，并一阵阵眼前发黑。在焦急而忧虑的等待中，总希望母亲赶快出来和我一道回家。我在心里开始轻轻地呼唤：快——些儿！快——些儿！然而，我从一喊到一百，再从一百倒喊到一，还是不见她出棉田。我终于有点儿不耐烦了，无意间大声唱起了“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哟下功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里头热乎乎”，边唱边朝陈家坟坡坡下面走，刚到坡坡下，只见母亲在月光下慌慌张张地奔跑着过来了，她喘着气小声问：“人来了？”我说：“没人。”母亲生气地说：“没人你唱啥呢？”我说：“我害怕，害怕鬼，还害怕你叫人抓住。”母亲叹息之后无奈地说：“信球娃子，伙裙布袋才弄了一半，刚找到棉花朵子大的地方你就唱，不然一会会儿伙裙布袋就满了，你哥过事用的被套棉花明天就可以送过去了……唉，回吧，妈给你在灶火门烧两个糖角子吃。”说实在话，上大学以前，我从来都没尝过月饼是什么滋味，每年中秋节母亲都是给家里每人蒸一个糖馅小白馍，又单独给我在灶火门烧两个糖角子，算是对尾巴娃子一点儿偏爱。中秋节对我来说，就是糖馍馍和糖角子，什么团圆之类意义的内容，根本就记不住。至于杀鞑子的故事，因为没见过月饼，更觉得遥远和不可企及。童年的中秋节，清冷得跟天上的月亮一样。然而，最能让我记得住的是在那皎洁的月光下，去打麦场和小伙伴们疯，直到疯得有人摔了一跤或有人头碰破了别人的脸，一阵哭声后才散伙回家。那天晚上，为躲避撕棉花，吃完糖角后，我便悄然闪出家门，去打麦场同小伙伴们疯去了。谁知姗姗来迟的我，一加入疯的人群，便被撞了个鼻血满面。小伙伴们纷纷脱下臭鞋让我用鞋帮捂在鼻子上使劲往回抽气，最后在鼻孔里塞了些棉絮才哭着回到家里。父亲没有好声气，母亲一边给我洗着脸，一边责怪说：“疯，还有你这样疯的吗？人狂没好事，狗狂扎枣刺，去，把你那两把棉花撕了再睡觉。”那天我真后悔，要知道如此，还不如不去打麦场疯，一来不会被撞，二来还能早早睡觉呢。棉农们撕棉花，开始时还互相提防着，连亲戚邻里都不让见着。后来，除驻队干部和村里几个“运动红”的人物，相互串门时还一边谝闲传，一边帮着撕一阵子呢。我家却得例外，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队上有个“运动红”一直想出人头地，整天把目标盯住我家，一旦有破绽，便要揭发父亲，以换取入党的资格。另一方面，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新中国成立前当过国民党军官，只要被揭发，那将会是全家的灭顶之灾。嫂子一娶回家，父亲便要求全家立即停止此项危险的事情，并常常告诫我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之类的古训。两个姐姐都订了婚，眼看着出嫁没几年光景了，母亲见姐姐同龄人整天不是刷棉织就是拐线子的，一机子织了又搭上一机子地置嫁妆，心里一天急似一天，便发动两个姐姐摘棉花回来也要身上不空。谁知大姐办法多，在棉田干活儿时竟敢将一围裙布袋籽棉偷偷藏在回村的半路上，夜里再偷偷取回家。她说同龄女孩儿都是这样干的。由于货源充足，撕棉花的任务随之突然加大了。全家人要手忙脚乱地熬夜撕，父亲无奈也只得搬个小板凳黑灯瞎火地坐在房门前守护。一天夜里，我一边打盹儿，一边完成自己的任务，迷迷糊糊中房门猛地被推开，父亲一副惊恐的样子很吓人地说：“巷道脚步声乱哄哄的，肯定是工作组到各家各户搜查棉花来了。”全家人于是赶快收拾战场，情急之中，剩下的一小堆棉籽还没有藏掖好，便听见工作队长和老贫协敲着房门喊：“开门，都起来，搜花的。”望着棉籽，母亲和姐姐们都不知所措地傻了眼。被紧急情况惊得灵醒过来的我，倒是一下子就看到了小巷锅，虽然这是在筒子锅旁用来借余火烧洗脸水用的，里面有水，但泡坏了棉籽总比被人家抓住这个蛛丝马迹细细抄家好。说时迟，那时快，我一揭开巷锅盖，母亲和姐姐便一齐动手将棉籽丢了进去，我又将还未清理的泔水盆礅在上面。进来的人有七八个，乱七八糟地挪被子、开箱子搜查了一通，未果而去。一场惊慌后，许久全家人的神情才恢复了平静。昏淡淡的油灯下，母亲发令，接着干！但父亲却很生气地说：“还干，还干！今后再甭往家里拿这危险品了。”惹得两个姐姐不约而同地抽咽起来。父亲补充道：“咋啦，还哭哩，把你们做的事情敢拿人前说说，越来越性惯成了是不？”此时，母亲的火气陡然上冒：“都是你的身份把人害的，害得我在人前抬不起头，还害得子女个个都低人一等，跟上你过得是个巴子光景！”说话间拿起油灯就砸向了父亲。屋里顿时一片漆黑，只有浓浓的煤油气味和凝滞了的凄凉与恐怖。母亲先是“嘤嘤”哭泣，后又一边骂，一边将父亲的衬衫撕得“咝咝”作响。二姐摸到油灯，大姐划火柴点着后，屋里一片狼藉，但见父亲蹲在水瓮旁抱着头一言不发。我于是赶紧趁混乱自己铺被子，自己解衣扣，悄无声息地钻进被窝，假装睡着地静听母亲闹火发泄，连翻个身都不敢，后来竟也真的睡着了。香甜的梦叫挂在墙上纸盆广播里放的“东方红”乐曲打断，接着是播音员程式化的开播语：“芮城县，人民广播站，今天是十月十一日，星期三，农历八月十九，下面播送新闻摘要……”新闻刚播毕，音乐放个半截，生产队里的扩音串小广播机便将县广播站节目切掉，一个很粗鲁的声音吼道：“全体社员老乡，牙喝老（夜黑）抓住几个在家撕花的，今儿早起一伙到计工室开批斗会！”接着一阵又一阵跟学校紧急集合铃一样的大铁钟声响起。父亲有一声没一声地说：“果然有大意失荆州的人，要不是我守在门外，咱今天也要被抓成典型。”母亲没有回声。父亲沉默一会儿后，自己对自己喊：“一二三，起！开会去。”后来，听说那晚被抓住的人一个是富农成分的刘守义媳妇，一个是上中农成分的张老三婆娘，一个是旧社会父亲当过保长后招了女婿在家的贺绵绵。三家的男人都被囚禁在大队窑里三天，又被罚去在新兴引黄机灌站义务劳动十天，并且一律是“被褥碗筷，干粮自带”。打那以后，两个姐姐一直都未敢往家里带棉花。没有棉花可撕，我的生物钟似乎紊乱了一样，每天晚上总睡不着觉，先是脚心出汗，后又胡思乱想在学校刚加入红小兵的事，竟高兴得两只脚丫子在被窝里一抓一抓的，嘴里一会儿“嘻嘻”，一会儿“哈哈”。发愁得同样睡不着觉的大姐生气地说：“咋啦，疯啦，憨货，不撕花了你就这样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