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年关临近，即将轮到打糍粑的人家，会在头天将糯米淘洗干净，然后浸泡起来，静等打糍粑了。
打糍粑的工具并不复杂：甑子，几根圆木棍，石臼。供蒸米用的甑子，状似木桶，在距底部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处，是可透气的木板或竹篾编成的圆形底。木板间留有空隙，是为了让水蒸气能透过空隙，将糯米蒸熟。至于甑子的尺寸大小，并没有严格限制，再大再小，木匠都能做出来，只要能坐在铁锅里即可。打糍粑用的圆木棍，俗称“糍粑棍”，不粗不细，以好握为准，其长度大约100 厘米左右，太长了，杵着不方便；太短了，需要哈着腰，容易累人。在我们老家，石臼也叫“地窝子”，将一石臼糍粑称作“一窝糍粑”。石臼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大了来回搬动不方便，太小了盛不下多少糯米，有些耽误事儿。
在农耕时代的故乡，乡邻们和睦相处，能省则省，有很多东西都是共用的——譬如甑子，我们全村就只有一个。因此，每年村里打糍粑时，都需要排队轮流。那个年代，由于物资相对匮乏，我们的肚皮极少被满足过。轮到谁家打糍粑了，我们这群小孩子，便不请自到地围过去，久久没有离开的意思。大人当然懂得我们的小心思，待到糯米蒸熟了，便会主动给每个孩子团一个糯米团子。
打糍粑关键的第一步便是蒸糯米。首先要注意锅里添加水的多少。水太多，沸腾起来将糯米淹了，容易熬成粥；水太少，很快熬干了，糯米容易夹生。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取的。另外，蒸糯米更需要掌握火候。火太小，水蒸气上不去，糯米半天熟不了；火太大，很快将锅里的水熬干，下煳上生，还容易烧坏甑子。因此，蒸糯米这个环节是有颇多讲究的，需要加适量的水，先大火将水烧滚，待水蒸气提上去后，再以一定的火候持续升温，将糯米均匀地蒸熟。
打糍粑前，需要用丝瓜篓子或者刷把，将石臼刷一遍水，这样可以减少糯米与石臼粘连。刷了水，将蒸熟的糯米倒进去，五六个壮劳力操起糍粑棍，正式开始打糍粑了。最初，糯米没被杵开，需要的劲儿并不大，糍粑棍使用起来比较轻松。随着糯米逐渐被杵破，其黏性越来越大，糍粑棍使用起来比较困难，越来越难以“抽身”了。糍粑打到中途，需要将糯米翻个面儿，俗称“翻窝子”，这时就该进行“摽棍”了。
所谓“摽棍”，就是五六个人将戳在糍粑中的棍子，你的递给我，我的递给你，相互交替紧紧地摽在一起，沿着石臼转过几圈儿后，大家合力将糍粑举起来，由旁人给石臼刷过水后，再翻过来放进石臼里，继续打糍粑。其实，这时的“摽棍”、转圈儿和“翻窝子”，都是有效打碎糯米，避免整米出现的必要环节。打糍粑很考验一个人的体力与耐力，一场活儿下来，常常累得人大汗淋漓，浑身疼痛老半天。
我第一次切身体验打糍粑，大概是十多岁。那次是给村东的贤秀打糍粑。在村里，贤秀的老公辈分比较低，而贤秀人又很随和，见了谁都是嘻嘻哈哈的，因此大人小孩儿见了她，都没个正形，甚至有人还时常拿她恶作剧，寻开心。本来，打糍粑是轮不到小孩子的，但那天手痒痒的我，偏偏来了兴致，跃跃欲试。素有“老好好”绰号的长顺叔，便将他手中的糍粑棍交给了我。
我接过糍粑棍，开始还能进出自如，但没几下，已累得脑门儿沁满了汗珠子，胳膊和手腕酸痛无比。其他人边打糍粑，边说说笑笑，糍粑棍一进一出，彼此配合默契，看着就是享受。而我的糍粑棍，像是被焊在了糍粑里，用了很大的力气都无法使其完全“脱身”。有几次，我勉强将糍粑棍扯出来了，结果由于手腕乏力，失去准头儿，竟然将糍粑棍戳到了地上，惹得众人哈哈大笑。长顺叔要过来接替我。大家说：“十多岁的孩子了，不能只顾着长膘儿！——反正是给贤秀打糍粑，戳到地上也无妨，让他练吧！”说过，众人又哄然大笑起来。
我不想在一帮大人面前认输，陡然觉得浑身增添了力气，咬牙继续坚持。接下来，喜剧性的一幕上演了——大家手持糍粑棍，往石臼里捣着捣着，突然被谁带起了节奏。慌乱中，有人如我一样，将糍粑棍戳到了地上，复又提起来捣进糍粑里。在“翻窝子”时，大家仿佛有力无处使似的，齐齐地发一声喊，高高举起的糍粑，竟然将悬在横梁上的挂物架给撞翻了，灰尘扑簌簌而下，霎时改变了糯米的颜色。众人大笑之后，突然意识到这个玩笑开过了，又舍不得浪费，三下五除二，将灰尘捣进了糍粑里。
不知怎的，这件事情还是被贤秀知道了。晚上干罢活儿，大家在饭桌上边吃饭，边有说有笑的。最后端上来一盆油炸糍粑，很快被大家一扫而光。瞅着空空如也的洋瓷盆，贤秀问众人：“油炸糍粑好吃吗？”有人狐疑地盯着她：“好吃呀！怎么了？”贤秀扑哧一声笑出来：“那块脏糍粑扔掉怪可惜的，我油炸后给你们吃了！”大家便依仗长辈身份，半真半假，对贤秀骂骂咧咧。贤秀在一边，掩着嘴，只是笑。这顿饭，很快在轻松的氛围中结束了，但有关打糍粑的那个特殊经历，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我后来到省城工作后，很少再吃到故乡的糍粑。偶尔，有亲戚从老家捎来糍粑，或者春节期间我回去，也能吃到糍粑，但都是用机器打出来的。靠机器打出来的糍粑，虽然节省了不少时间与力气，但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