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那年春天，院里召开早期科研训练的结题答辩。有一位同学使用目前最好的观测数据，对大质量恒星形成区的分子谱线进行了研究。这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我偶尔到他寝室串门，他要么在纸上计算，要么电脑屏幕上运行着代码编译器。
答辩无疑很成功。提问环节，连答辩老师都忍不住问：“这些全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我有时候想，追求排名靠前的学校，究竟想获得什么？倘若将虚荣心忽略不计，不过是优美的环境、丰富的资源、高人的指点、广阔的前景而已。
一位师姐在事件视界望远镜（EHT）核心课题组做交换生，在人类第一张黑洞照片发布会之前，导师在同师门学术交流时，给了我一张从师姐那儿得到的半成品黑洞照片。那时候图像最终处理方案还未确定，橘红色的光环和终稿还略有差别。我非常激动。我们的课题与黑洞密切相关，依靠这张照片上视界半径的长短，或许就能颠覆人类沿用百年的广义相对论。
事件视界望远镜的官网上写着：“In an echo.（在事件视界中，物质被引力吸入并形成巨大能量漩涡的过程）”100年前，爱丁顿用一张日食照片证实了广义相对论，让他和爱因斯坦一炮而红。他的弟子戴文赛漂洋过海回到中国，开创了生生不息的南大天文系。
100年后，我们这些爱丁顿和戴文赛的子弟再次站在巨人肩膀上，携崛起的国力与新的愿景，希望能再现百年前的伟业。
有一次和施勇老师聊起，职业生涯里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这位年纪轻轻就担当重任、拥有头衔、荣誉无数的“杰青”，毫不犹豫地答道：“申请到顶尖望远镜的观测时间，那个时候最快乐了，其他事情都无法与之相比。”
一位同学跟随研究太阳的教授做科研。这位老师曾在不经意间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现在有挚爱的妻子和家庭，我做的是我喜欢且重要的工作，并且居然还有人付钱给我。还能期待什么更好的吗？”
五
大三暑假，同学们纷纷飞去不同的大洲实习，我来到北京天文台兴隆观测站。河北群山之间，郭守敬望远镜剑指苍穹。通向焦点室的楼梯上，一幅题字赫然在目：“探索宇宙奥秘，造福人类社会。”
似乎到处都是熟人—那一年，恰巧中国所有天文台的台长都毕业于南大天文系。放假回家，我到青岛观象台拜访。花岗岩圆顶旁，一颗宝石代表着中国海拔零点标准。工程师为我摇动已有100余年历史的黄铜望远镜，将太阳的倒影投在测绘纸上：“曲钦岳院士当时上中学的时候，就经常到我们观象台来玩儿。”我望着窗外松荫葳蕤的小路，心中诧异竟有这层缘分。他是高能天体物理学的先驱，是南大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任校长。
我实习的机构是中国和南美联合建设的天文中心，它是中外科学合作的代表。中心主任在哈佛大学工作20多年，刚刚归国效力。他满头白发，扎着辫子，身材魁梧，聊天时神采飞扬：
“我是南大1982级，天文系历史上第一个保研的。那时候天文系的学生住在鼓楼，夏天太热，白天没人上课，都躲在宿舍。隔一小时冲一次凉，晚上到房顶上睡觉……”
与更广泛天文界的这种接触，对职业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南大天文系属于国家“珠峰计划”的培养基地，入选计划的学生有专门的差旅津贴。大四秋天，我受资助去青海德令哈参加中国天文学年会，那里有中国唯一的毫米波望远镜。全国的天文学家济济一堂，我第一次目睹如此多样的研究方向。
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德国马普所合作近20年，发现了银河系的一条新旋臂。这让我瞬间回忆起在鼓楼校区系小院的见闻。那是1952年盖的系楼，三联拱门是现今院徽的原型，白色圆顶里装着民国时期哈佛大学赠送的望远镜。它曾经拍摄了人类的首张星云照片，发现了首个分光双星。随着学院迁到仙林校区，小院慢慢荒废，门牌被藤蔓封锁。
在布满灰尘的楼栋里，只剩一盏灯亮着，那是刘林教授家的灯。如今他已经年过八十，仍然每天坚持来办公室工作，偶尔还和学生们一起打篮球。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是这样“小跑着”工作，让中国的天文学进入了世界的队列。
南大天文系建系70周年时，中国国家天文台报请国际天文联合会，将宇宙中一颗小行星命名为“南大天文学子星”。但是微信朋友圈里，没有人因为这条消息而太过激动。
在我的记忆中，毕业前留下的最后一个画面是我和室友们登上天文台拍合影。九乡河亮晶晶地盘旋在远方。那是青春的粼粼闪光，比任何星星的名字都更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