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种生活有所准备。那年冬天，我们到盱眙县去看双子座流星雨。寒冷夜空下聊起了填志愿时的趣事，一位同学说，当时以为天文学是文科；另一位同学说，以为学天文能当宇航员。
学院在拓展学生认知上煞费苦心。有一门课专门请中国最有名的天文学家轮番举办讲座，学期末还组织了一次到上海天文台访问的活动。讲座内容今日已不记得，但犹记得那天佘山阳光明媚，天文台食堂里的酱排骨格外好吃。
最震撼的时刻当属目睹射电望远镜。65米口径的天马射电望远镜屹立在旷野上，顶天立地，雄姿英发。机房里的机箱隆隆作响，指示灯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一样闪个不停。这就是我们将要经历的科研生活吗？回程的大巴车上，每个人都激动不已。
学校里的天文爱好者社团正在放映露天电影《超时空接触》。故事发生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甚大天线阵（VLA），荒原大漠，长风猎猎。我们睁大眼睛看着屏幕上的朱迪·福斯特，她头戴耳机，倚在敞篷雪佛兰的引擎盖上聆听外星信号，英姿飒爽。
这虽然只是一部科幻电影里的镜头，但对我们来说，好像真切地看到了十几年后的职业道路。
显然，学院也想让我们尽早体验真实的科研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术导师，科研项目也比其他院系多得多：创新计划、早期科研、助学兼职岗……
我的导师是一位研究广义相对论的年轻教授，业余时间还翻译了好几本畅销书。第一次见面，他就问我：“反函数的导数和导数的反函数有什么关系？”我一愣。他笑着说：“没事，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只要能想明白这个，这个课题就能做成。”
即便手下还带着好几位硕士生、博士生，在指导他们写毕业论文最忙碌的时候，他依然坚持每周和我见面，帮我答疑和演练答辩。我时常为自己遇到恩师感到庆幸。直至今日，每次与他交流哪怕片刻，我依旧觉得收获良多。
进入大学后，我对“天文人”这个群体更全面的认知，基本都是从老师们的可爱之处得来的。轶事之外，最动人的是他们对研究充满热情。犹记一节天文探秘课上，陈鹏飞老师扛着一根大竹竿进了教室—他习惯用竹竿代替激光笔为我们授课。他讲太阳物理领域的历史性难题，讲历辈大师的卓越贡献，讲到最难解、最兴奋之处不禁眉飞色舞：“这个时候，我来了！”
还有一节高能探测课，邱科平老师走进教室，用低沉的声音告诉我们里卡尔多·贾科尼去世的消息。这位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倡议开发了X射线望远镜，福泽了全世界的星系研究。
邱老师曾在欧洲南方天文台任职，这座天文台矗立在南美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他回忆自己在那里观测的体验：星河静默，漆黑的夜路伸手不见五指。稀薄气压下，等待观测结果出来的紧张时刻，心脏咚咚狂跳。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阿伦·桑德奇，这位当代最着名的天文学家，谈起在帕洛玛天文台观测星空时说道：“我就像一个孩子置身于最棒的糖果店里，店里都是你想要的糖果，那简直就是生命中的狂欢节。只有我一个人拿着这家店的钥匙，而且不知怎的，糖果竟奇迹般源源不断地出现。”
我瞬间理解了那种感受，并急切地憧憬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投身其中。大二时我们上观测课，在天文台里熬到凌晨两三点。深秋的夜晚清澈而寒冷，从后山俯瞰，厚重的夜色包裹着校园。我们喝咖啡压住睡意，掐着表猛抄电脑上的数据。几百光年外的恒星，一颗一颗变成屏幕上清晰的照片。
教学天文台矗立在校园内的制高点。有一日傍晚，我从食堂出来，赤红的晚霞布满了天空。远望天际线，山尖的圆顶闪着动人的金色。
我顿时想到某次拜访孝陵卫的中国首座太阳塔，那美丽的建筑形似古堡。光束从塔顶射入，穿过十几面透镜，凝成漆黑暗室里一道鲜亮的彩虹。
这座亿兆吨的“核熔炉”中心1000年前迸发的电磁辐射，经过高空液态晶体绚丽散射，最终被我们小小的成像仪器捕获。那个瞬间，我仿佛感到一股电流在心底涌动。桑德奇在海尔望远镜主焦点舱里“穿梭时空”时，必有同感。
三
除了本院的老师，和我最熟的是计算机系的老师“大壮”。有一次计算机课，我做了关于香农信息论的趣谈报告，底下笑倒一片。她正好带了可交互设备的教具，把一顶脑电波控制的帽子扣在我头上。帽子上连着的两只“猫耳朵”，兴奋地转来转去。
我一度误以为我们的编程教育有点儿浅尝辄止—C语言期末大作业，不过写写类似贪吃蛇、宝可梦之类的程序。听说计算机专业的同学动辄写操作系统、打网络攻防，我们简直不可与之相比。
直到我暑假去台湾交流学习，将笔记本电脑借给计算机系的学长。他看到我的执行文件，大吃一惊：“你们居然会写图形界面！”
在南大，对文学素养的培育，不只局限于文学相关专业。有一学期我选修了董晓教授的俄罗斯文学课，他上课从不带讲义，每次3节课连堂，从作家生卒年到作品原文倒背如流。他讲到普希金诗歌的音乐美，言不尽意，干脆用俄语高声吟诵数首。
在他口中，托尔斯泰一改悲天悯人的面容，契诃夫摘掉了小丑逗乐的面具，屠格涅夫牵起了鲁迅和郁达夫的手。
文学自有其真实的脉络，而学者口述的“亲历感”，是看多少有关文学的节目都无法与之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