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专业几乎所有课都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英美文学老师讲《权力的游戏》，从第一章的几个守夜人对话里，分析福克纳和康德。纵横开阖间，与文艺复兴、黑格尔、海明威等相关的故事，几乎成了1+1=2般的常识。
教法国文学课的刘成富教授亦坚定支持学生读原着。他极推崇莫泊桑这样的“古典”作家。他要求我们必须啃《巨人传》《红与黑》《追忆似水年华》之类的大部头。在训练思路上，他向来遵从的也是“传统遗风”：“如果在毕业的时候，能带走二三百本读过的书，那么你们的大学就是成功的。”
比起闷头苦读，学术理念的传承更为珍贵。教近代史的刘握宇教授温文儒雅、风度翩翩。他说：“我要讲的是普通人的历史，是母亲、农民、小演员、作家等人的历史。”他上课从不用课本，考试只设问答题，且答案不论对错。我犹记得他出的第一道题目：“历史有无规律可循？”
老师们尝试着帮我们建立一种与历史、人类、社会的深层联系。就像科学史老师说的：“唯有肩负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我们也是头一次听到有人说：“你们要从‘自处’到‘共处’，从‘知道’到‘懂得’。 ”
这是天文教育的一部分吗？不算是，至少不是学院有意的安排。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辅相成，二者如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卡尔·萨根说：“很难想象一个有抱负的物理学家，会不去了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巴赫、莎士比亚、吉本、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洛伊德，以及其他着名学者们的思想。”
能与同时代最杰出学者同檐而居，何其有幸。鼓楼校区一家旧书店挂着招牌：“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句古语暗示着，这座城市具有自己的独特气质。
元旦，我到先锋书店参加跨年诗会，这是南京一家地下停车场改造的独立书店。尽管是冷风萧瑟的新年，但进店的长队依旧排到百米以外。在千万册书本的簇拥中，几十位诗人、作家，同读者一起杂然而坐，通宵轮番读诗。
新年零点的钟声敲响后，我与我中学时代最喜欢的诗人潘洗尘同台。听他抑扬顿挫地念着：“这是什么样的恩泽啊我将/用刀刻在心上”。
四
有时候我常常忘记，普通的学习与科研究竟有何区别。目睹中学时代的知识一点点在真实世界里派上用场，是一种兴奋与挑战参半的体验：Excel可以用来处理数据，PowerPoint可以用来作图，画像素小人儿的几行代码可以绘制恒星。
教某一门课的，都是对这个领域有深入了解的专家。教理论力学的谢基伟老师，开普勒卫星上天前，用他发明的方法找到的系外行星数量全球第一；教球面天文学的朱紫老师是陕西天文台的前副台长，也是天体测量领域的权威，经常参与国家相关领域的重大决策；教天体力学的周济林老师是《三体》的超级粉丝，他发起了“觅音计划”，寻找外星文明……
教授们的身份首先是科学家，其次才是老师。因此，他们所教的课、用的书、布置的题，都不拘泥于考试。
空间天气学报告，处理美国航空航天局官网发布的监测数据；天体力学作业，画太阳系天体的庞加莱截面；学活动星系核，每周读一篇英文顶级期刊文章；量子力学试卷上的压轴题不是习题册上原本的题目，而是复现关于石墨晶体论文的真实计算。
苦寒之于梅花香，有时是必要不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