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常有人说我很聪明，爸妈会问我要做医生还是律师，怎样都想不到我最后会去当鱼贩。
我是鱼贩的第三代。初中时写过几次“我的志愿”，我写过要当宇航员、市长、短跑运动员，甚至写过要继承爸的泡沫红茶店，就是不曾想过要当鱼贩。那太没有雄心壮志了，就算我不讨厌鱼腥味，当鱼贩这志愿也太小了。
每次我跟下了班的阿公撒娇要零用钱，他都会从抽屉里抽出几张一百的纸钞。阿公的纸钞摸起来是潮湿的，味道像老旧铝制水壶中沸腾的水。纸钞吸附了蛤的壳味、鱼的腥味。那时我便知道钱的味道有很多种。爸从右边口袋拿出来的钱是古龙水味的，妈妈的钱偶尔有白麝香味，偶尔有向日葵香水味。他们在故乡开了一家泡沫红茶店，又在都市开了两三家分店。
爸妈每天都在都市里忙到深夜，曾有几次他们带我去了都市的店。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没有手机，只有传呼机，泡沫红茶店里有两台投币式电话，我就坐在工读生姐姐的腿上，听工读生姐姐喊谁有人找、谁的电话，或是帮姐姐写下电话那头交代的回电号码。姐姐身上是洗发精的味道，我以为那个世界很香，香的不只是味道，还有干爽整洁的钱——不像阿公的湿湿皱皱的钱。
爸的生意顺风顺水。读小学二年级的我问他，一个月能赚多少钱。他说七十万。
爸的情绪在周二、周四会有特别波动，有时高兴到分我一张蓝色的千元钞，有时安静不说话。那时有线电视还未普及，爸却早早就装了，并在晚上十点看着卖药的频道。平常不会看这个频道的他，周二、周四一定看，里头的主持人说：“肉猪一五、吴郭鱼三〇、鸭二一……”起初我还傻傻地说：“吴郭鱼这么贵喔？”爸就笑说：“对呀，我猜中了呀。”几次吴郭鱼崩盘又涨起来，我跑去问阿公，阿公说：“吴郭鱼一公斤三十元不太会变。”我又跑去问爸，他才说那是猜数字游戏。爸玩这种猜数字游戏，一次输赢几十万、几百万。一个月赚七十万的他，还有赚头吗？
刚开始爸妈在都市开店，平日晚上偶尔会见到他们回来，假日也会带我们兄弟去都市吃饭。但数字游戏玩久了，他们平日不再回来，除非我要月考，求爸教数学，他才回来。他以为我真的不会，给我请了家教，他们更不回来了。
后来，我的数学从装作不会，变成真的不会了。
我不会算月入七十万怎么可以玩到离婚，玩到三四家泡沫红茶店关店。
我上四年级时，爸那些赌博的事被发现，巨额债款无法还清，阿公拿出存款还了一大部分。我以为爸会回来卖鱼，会在家当个乖儿子。
爸回来了，他顾着故乡的泡沫红茶店，但周二、周四的八点，他会躲在自己的房间看半小时电视，电视节目中，主持人报起中药的价格。他还在玩游戏。读四年级的我与读三年级的弟弟在楼下顾店，怎会有客人光顾？都市的店则交给十六岁便想着帮爸的大姐全权处理。爸嘴上跟阿公说要去都市工作，却每日都在家。
过了两年，赌债又爆了一次，大姐将店顶掉。爸已无借口说自己要去都市顾店。
我上六年级时，爸回家帮忙卖鱼，晚上顾泡沫红茶店。我跟弟弟在八点前一定会写完作业，七点五十分，爸就会打通内线电话说自己很累，叫我下去顾店。
他很累。
隔年“九二一”大地震，震掉了人气。台湾开始流行外带手摇饮，手机、计算机网络兴起，人们不再需要到特定的地方社交。阿公叫爸接下鱼摊，清晨批货，又叫爸把泡沫红茶店收一收，认真卖鱼。
爸偶尔会敲我跟弟弟的房门，说他今天中了多少，偶尔拍击地板。那时我怎么没问他赔了多少呢？
他那时最常跟我说：“很累，需要人帮。”在“九二一”大地震后，住了一个月的帐篷里说过，回家了也说。初一期末考试后，我的数学不再好，在暑假辅导调查单上，他勾选“无须暑假辅导”，下面的理由栏位写着：“帮忙家中事业。”
我再也没有假日。我必须帮忙，需要分担家庭生计的责任，我知道。
爸每天都在家，与我们一起在阿公家吃饭。他不吃隔夜菜，只要是他特别喜欢吃的，阿嬷就会煮特别多。他吃饭不会准时，都得拨通电话叫他吃饭。“再等一下，牌还没算好，”他说，“算好便会回家吃饭。”本来只有周二、周四看节目的他，开始周二、周四、周五买彩票，再后来换玩五三九，变成每天都玩。他说他一天花一千多，他说摆鱼摊一个月能赚十万。我的数学不好，以为十万减个三四万还可以，以为他只会赌这么大，以为只要自己更认真卖鱼，就能让生活变好。
每个周末，我顾起鱼摊的蛤、蚝、鱼，摊位上的鱼我只认得白鲳、肉鱼、吴郭鱼。我问爸，爸叫我问阿公。
阿公拿起冷冻与新鲜的白鲳，教我看背上的蓝色与鳞片上的微微光亮以分辨鲜度，教我从鱼鳍和鱼尾分辨不同品种的白鲳：鱼鳍长且鱼尾如剪刀的，是正鲳；体色偏灰、鱼鳍短的是暗鲳；鱼鳍、鱼尾短，鳍边形状如流苏的是斗鲳。他问我哪种好吃，我说正鲳，暗鲳与斗鲳偏软。阿公称赞嘴刁的我，又拿起白口与黑喉。
每个周末，我都不去上学校的辅导课，而在鱼摊上上生物课。虾不选红头，小卷不选红身，春末吃海蛤，养殖蛤不选脱皮，台湾蚝不能卖绿肚。这是我在阿公的鱼摊上学习的第一个学期。
没有生来就会卖鱼的人。阿公说卖鱼要学，学一辈子。爸说卖鱼要学，学一下子。他们都对我说以后不要卖鱼，好好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