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时，我在鱼摊的工作是把鱼拿给阿公称，或是按磅秤跟客人说价钱，没多做其他的工作，因为我不想当鱼贩，不想多踏一步——踏到杀鱼的台前，拿起鱼刨鳞，用剪刀剪开鱼的皮肉。这些我都不想做，但没有说出口。
我在假日起得比上课时还早，在空荡无人的清晨市场等到第一批顾客的喧闹声传来，像上课钟响，只不过我是鱼摊上的学徒。
“为什么要去卖鱼呀？”一个男同学问过我。他约我出游，我不曾说好，每次都说要帮家里。“你真的很孝顺啊。”我笑笑无语。久了，就没人问，也没人约我了。甚至毕业典礼那天，也没人问我下午要去哪儿。往我家方向行车的站牌下，无人等车；对面往城市方向行车的站牌下，挤满了同学，他们没有一个人向我招手。他们坐上一班车，另一群坐上另一班。我等的公交车来了，我坐在最后一排五人的座位上，车上乘客只有我一人。我睡了又醒，熟悉的路，醒了又睡，直到坐过站……
我以为我想过未来，以为我念了较自由的五年制的专科学校，选了医事技术系，考上证照成为检验师，未来便能离开鱼摊。但“五专”的课程更松，我刻意排出早上空堂、下午满堂的课表，空堂时，在鱼摊上自学鱼之解剖学、鱼类辨识课。
我站在鱼摊前，拿起一尾尾冰冷的死鱼，称重刨鳞开肚，换取更多的家庭收入。
常有客人说我很乖，我不知道要怎么坏。
早上起床，我穿起雨鞋，橡胶的雨鞋闷困了脚，长袜勒紧了腿。久了，腿上有了一圈黑线。中午换穿球鞋，去上自己毫无兴趣的微生物学和化学，我觉得人生不能这样虚耗，却耗了五年。
“五专”毕业后，我转学考上北部的大学。刚上大学，阿公与爸又说周末没人帮忙，问我：“能周周回来吗？”我怎会说不能。每周往返于台北和台中，真的好累，半年后，我转回了故乡的大学。早上没有课程，下午满堂，“正职卖鱼，读书像放假”，我总这样自嘲。那时，我已经能独当一面站在鱼摊前，招呼、买卖、杀鱼，只差批货了。
“还要学什么吗？”我问阿公。
“不用了，学批货要过一阵子。你还要读书吗？”他回。
“要。”我说。
他说“记得要帮家里，要好好卖鱼”，没有再提好好读书。
他说起我爸，说了两句，又不说了。他们叫我帮家里，叫我得扶住家，撑住这颓败的墙。多一个人撑着，墙至少不会倒塌，就算不能遮风避雨又如何。
爸只记得在每个周五的夜晚发信息过来，说明早还要工作，叫我早点睡。
生活一如往常，就算我已经在学业中找到喜欢的事物，看到未来的美好模样。“五专”毕业两年，我考了研究所，但爸对这些毫无兴趣。他的债务缚住阿公与整个家。
“你要好好读书，别跟那个哥哥一样卖鱼。”站在摊位前，有客人这样说过。他不知道，我就算好好读书，还是得卖鱼。
在我放弃研究所的那天，我告诉了他——我爸。他只说：“要卖鱼，读那么高干什么？”
那年过年，我开始学习批货，不再读书，忘记自己曾经有过的梦。
我成了鱼贩。每天凌晨穿上雨鞋，直到下午，脱下雨鞋与长袜，在忽然的放松后袭来的是酸痛和更深的睡意。我以为洗去身上的鱼腥味，穿上怎样的服装，便能变成怎样的人。但作为鱼贩，皮肤已经有不一样的颜色了。我开车行驶在凌晨两三点的高速公路上，空荡荡的公路通往这个点钟最热闹的地方——鱼市。在那里，气味纷杂到闻不出腥味，千百盏灯照出的世界已无黑暗。我下了货车，踏入潮湿。
“读那么高，为什么要卖鱼呀？”又有人问我。我更难回答了。“只是工作。”我说。
接下鱼摊时，吴郭鱼一公斤六十元。阿公中风在床，我仍在卖鱼，生活变了一些，但爸仍然在赌。没人问过我喜不喜欢卖鱼，我却日日都在问自己：不喜欢又能怎样？要找个支撑住“家”的方法，便是直挺地站着喊：“客人来哦，鱼很新鲜哦。”
又几年后，阿公过世，吴郭鱼一公斤七十元。台湾的白鲳越来越少，冷冻的白鲳不复见。我仍然在卖鱼，但离开了原生家庭。装睡的人叫不醒，爸仍然在赌。为了我的儿女，我得离开。
变成称职的鱼贩之前，我知道了什么工作令我厌恶，同时清楚了什么令我向往。既然不爱的、讨厌的都能做好，那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我这么想。
没有一出生就会卖鱼的人。没有什么东西，不用学一辈子。身为一名鱼贩，我已经很努力，很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