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鱼贩(2)

初中时,我在鱼摊的工作是把鱼拿给阿公称,或是按磅秤跟客人说价钱,没多做其他的工作,因为我不想当鱼贩,不想多踏一步——踏到杀鱼的台前,拿起鱼刨鳞,用剪刀剪开鱼的皮肉。这些我都不想做,但没有说出口。

我在假日起得比上课时还早,在空荡无人的清晨市场等到第一批顾客的喧闹声传来,像上课钟响,只不过我是鱼摊上的学徒。

“为什么要去卖鱼呀?”一个男同学问过我。他约我出游,我不曾说好,每次都说要帮家里。“你真的很孝顺啊。”我笑笑无语。久了,就没人问,也没人约我了。甚至毕业典礼那天,也没人问我下午要去哪儿。往我家方向行车的站牌下,无人等车;对面往城市方向行车的站牌下,挤满了同学,他们没有一个人向我招手。他们坐上一班车,另一群坐上另一班。我等的公交车来了,我坐在最后一排五人的座位上,车上乘客只有我一人。我睡了又醒,熟悉的路,醒了又睡,直到坐过站……

我以为我想过未来,以为我念了较自由的五年制的专科学校,选了医事技术系,考上证照成为检验师,未来便能离开鱼摊。但“五专”的课程更松,我刻意排出早上空堂、下午满堂的课表,空堂时,在鱼摊上自学鱼之解剖学、鱼类辨识课。

我站在鱼摊前,拿起一尾尾冰冷的死鱼,称重刨鳞开肚,换取更多的家庭收入。

常有客人说我很乖,我不知道要怎么坏。

早上起床,我穿起雨鞋,橡胶的雨鞋闷困了脚,长袜勒紧了腿。久了,腿上有了一圈黑线。中午换穿球鞋,去上自己毫无兴趣的微生物学和化学,我觉得人生不能这样虚耗,却耗了五年。

“五专”毕业后,我转学考上北部的大学。刚上大学,阿公与爸又说周末没人帮忙,问我:“能周周回来吗?”我怎会说不能。每周往返于台北和台中,真的好累,半年后,我转回了故乡的大学。早上没有课程,下午满堂,“正职卖鱼,读书像放假”,我总这样自嘲。那时,我已经能独当一面站在鱼摊前,招呼、买卖、杀鱼,只差批货了。

“还要学什么吗?”我问阿公。

“不用了,学批货要过一阵子。你还要读书吗?”他回。

“要。”我说。

他说“记得要帮家里,要好好卖鱼”,没有再提好好读书。

他说起我爸,说了两句,又不说了。他们叫我帮家里,叫我得扶住家,撑住这颓败的墙。多一个人撑着,墙至少不会倒塌,就算不能遮风避雨又如何。

爸只记得在每个周五的夜晚发信息过来,说明早还要工作,叫我早点睡。

生活一如往常,就算我已经在学业中找到喜欢的事物,看到未来的美好模样。“五专”毕业两年,我考了研究所,但爸对这些毫无兴趣。他的债务缚住阿公与整个家。

“你要好好读书,别跟那个哥哥一样卖鱼。”站在摊位前,有客人这样说过。他不知道,我就算好好读书,还是得卖鱼。

在我放弃研究所的那天,我告诉了他——我爸。他只说:“要卖鱼,读那么高干什么?”

那年过年,我开始学习批货,不再读书,忘记自己曾经有过的梦。

我成了鱼贩。每天凌晨穿上雨鞋,直到下午,脱下雨鞋与长袜,在忽然的放松后袭来的是酸痛和更深的睡意。我以为洗去身上的鱼腥味,穿上怎样的服装,便能变成怎样的人。但作为鱼贩,皮肤已经有不一样的颜色了。我开车行驶在凌晨两三点的高速公路上,空荡荡的公路通往这个点钟最热闹的地方——鱼市。在那里,气味纷杂到闻不出腥味,千百盏灯照出的世界已无黑暗。我下了货车,踏入潮湿。

“读那么高,为什么要卖鱼呀?”又有人问我。我更难回答了。“只是工作。”我说。

接下鱼摊时,吴郭鱼一公斤六十元。阿公中风在床,我仍在卖鱼,生活变了一些,但爸仍然在赌。没人问过我喜不喜欢卖鱼,我却日日都在问自己:不喜欢又能怎样?要找个支撑住“家”的方法,便是直挺地站着喊:“客人来哦,鱼很新鲜哦。”

又几年后,阿公过世,吴郭鱼一公斤七十元。台湾的白鲳越来越少,冷冻的白鲳不复见。我仍然在卖鱼,但离开了原生家庭。装睡的人叫不醒,爸仍然在赌。为了我的儿女,我得离开。

变成称职的鱼贩之前,我知道了什么工作令我厌恶,同时清楚了什么令我向往。既然不爱的、讨厌的都能做好,那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我这么想。

没有一出生就会卖鱼的人。没有什么东西,不用学一辈子。身为一名鱼贩,我已经很努力,很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