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走了，享年92 岁。其实，他是可以安详地走完他的人生最后一段路的。但母亲说，外公走得很痛苦，因为要抢救，于是进行了插管。外公不停挣扎，终于无望。当医生将病人生与死的选择权交给他的儿女之后，儿女们总要选择不至于让自己余生不安的方式。“万一救回来了呢？”侥幸总是大于等死的焦虑。但最后，外公终于没能抢救回来，几根管子和几滴血迹是他与这个世界作出分别的标志。
最后的时刻，外公没有忘记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唯一的儿子，他艰难地蠕动着嘴唇，呼唤着舅舅的名字，说，还没回来吗？当我母亲连声说着“来了来了”的时候，外公终于闭上了他的眼睛，而舅舅在门前的重重一跪，也将作为儿子的最后一丝遗憾坠入无边的黑洞。
其实，在舅舅之前，外公最想见的便是外婆——那个让他包容了一辈子、爱了一辈子的女人。外公对我母亲说：“你娘呢？去哪里了呢？”而我外婆，却很不情愿地、絮絮叨叨地走下楼。外公与外婆是被时代的红丝线牵错的怨偶。外婆是地主家的小女儿，从小娇生惯养，读书读到了初中。外公是外婆家的长工，虽然长得浓眉大眼，却一字不识。随着时代变了，大批地主被镇压，外公翻身当了主人，兴高采烈地娶了地主家的女儿，外婆也委委屈屈地做了长工老婆。当然，这种埋在心底的委屈，不断长出八脚爪，化成戾气和各种语言暴力，不断向生活的四壁冲撞。当生存成为人生的目标与重心，这种委屈与暴力尚能暂时服软。当人生不再为生存绞尽脑汁，当儿女们日益长大直至各自成家，很多形而上的东西便变成了巨大的鸿沟。二十多年前，外婆与外公不再像别的老年夫妻一样，携手看夕阳，而是各自开伙，各吃各的饭。一幢空荡荡的老房子，两个暮年老人，像邻居，又像是互为租客。年逾古稀的外公，重新学起了做饭、炒菜。他经常得意地对去看望他的女儿、我的母亲说：“我会烧红烧肉了”“我会烧红烧带鱼了”……而外婆，则在她的神佛世界里，整日念经，并且由此衍生了她的职业……两个世界里的人，终于彻底地不再有交集。
记忆里的外公，土地是他的根。他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一把锄、一架犁，就是他与世界相处的方式。他春播秋收，像一只燕子一样，垒窝衔泥，以自己的坚毅，一点点地拱出属于自己的天地人生。他把外婆的责骂、暴戾，甚至羞辱统统收下，以自己泥土般的淳朴与憨厚，展示了他对外婆深沉的爱。他曾经对我说：“你外婆很不容易，夏天穿那么厚的衣服念经，每一块钱，都是辛苦来的……”而外婆，渐渐地，以她的戾气表明了她的存在。也许是缺乏安全感吧，外婆拼命地存钱，似乎银行卡上逐渐增大的数字才能填补她一生的空白……
外婆89 岁了。那天早晨，我坐在她的床上，看她低垂着头落寞的样子，心里忽然泛起了无比的酸楚。外婆竟然有一刹间认不出我，问我是谁，我忽然掉下泪来：我的外婆，那个要强了一辈子的女人，终有一天，会与她的不甘一起，永远随风而去。
不管你是不是遇上了对的人，其实，所有的恩怨，都会随风而去。